乐毅：让穷人不仇富不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良药

　　乐毅

　　最近，一位曾驻印度的外交官向国人介绍印度，在描述了印度穷人穷得“滴血”的生活现状后，却不无羡慕地写道：可他们并无“仇富”心态。在印度，富人即使再富，也都觉得很有安全感。并提出：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但穷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

　　这条新闻登上了当日各大门户网，尤其是在以“高端阅读”为目标的商业频道和财经网都上了首页。从一些回帖来看，很有些高端精英人士对此心有戚戚然焉。但我却奇怪了，这有什么好“值得我们思考”的？难道说为了解决因贫富快速分化而产生的阶层冲突，就希望穷人既不患贫也不患不均，把自己当做一坨烂泥？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印度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国人想象得那样糟。它也有很多优点，是形成与维系印度民族的核心。但无论种姓制度有多少优点，它的效能低下也是毋庸置疑的。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大多数的人就会选择不努力。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阶层冲突，都会有冲突激烈的时期，也都需要用一整套的社会制度来应对之。最晚到公元前7世纪，印度的种姓制度得以形成。当时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但被征服的达萨人人数更多，冲突激烈。印度人最终选择了种姓制度这种极端内敛的社会制度路径来应对，以固化社会阶层的方式，最大程度在压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给予相对的安定感。而在中国春秋末年，随着地主和自耕农的大量出现，与原有的奴隶主贵族冲突激烈。但我们的先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路径来应对，商鞅创立了“首功制”，而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到武则天则完成了科举制，他们为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打开渠道，在尽量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社会的活力。其实对于古代中国，我们最应该感到骄傲的就是，在各大古文明大都选择了固化阶层以应对阶层冲突时(种姓制度是最极端的)，我们却创建了阶层流动的制度以保持社会稳定，而这无疑更优。

　　仇富当然是不对的，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极端表达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不患寡但患不均已经过度批判了。因为一件事总有其两面，这种国人心态，虽然在某些外部条件的刺激下会增加社会的动荡，但是在大多数的和平时期，患不均却是整个社会向上和向善的动力，也更是中国这种社会整体架构下的必然产物。因为有了求均的路径和可能，人们才会患不均。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人口总数60%以上的首陀罗和贱民们，反正也求不了均，也就不患了。

　　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阶层冲突、矛盾激烈的时期，又需要做一次路径选择了。要做什么选择？其实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并不很大，美国的阶层冲突也挺严重，但是随后美国选择了罗斯福新政，给予劳工权利，让下层民众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决策，从而缓和了对立。而拉美走上了威权政治，把下层民众压“老实”。结果，美国成了世界老大，拉美落入陷阱，至今爬不出来。

　　中国人当然要有雄心，作出一次与美国当年选择起码相当，甚至更优的路径选择。这时候，却突然有人说印度穷人的生活态度也“值得我们思考”，还有很多高端精英人士心有戚戚然焉。不得不说，这种“思考”实在是没出息得不成体统了！另一方面，这种“思考”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社会精英的寡头化倾向。通过某种形式的阶层固化来解决阶层冲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思路一旦得势，非常危险，它将使中国陷入一种低效能社会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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