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为社会贡献什么

　　本报评论员 方军

　　企业热心社会公益的趋势正在呈现。

　　首先是企业的行动。跨国公司在延续它们在全球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本土企业在捐资助学之外也开始主动地、有目标地作出贡献，多家企业共同发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在公益方面也分工合作，各展其长。

　　其次是资本的行动，也就是已获得巨大财富的企业家如何处置资产。在国际上，巴菲特把个人大部分资产投入到盖茨基金会，他的基本逻辑是盖茨能更高效地运用慈善资金。在华人社会，李嘉诚称自己设立的个人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最近也大举注资其中，他的目标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做的事，一定要比我在世时做的只多不少”。他们的行动都是试图让资金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第三是公民部门的勃兴。在“希望工程”中，公益组织承担中枢的角色，将众多捐资者和需要资金的失学儿童、学校联系起来，这一模式优点在于规模大、覆盖面广，不足则在于不够精细化运作。而众多的小规模的社会公益组织也正在兴起，它们聚焦在做“重要的小事”，它们更高效地运用资金，更积极地挖掘企业界除资金外能提供的价值，这使它们开展的公益活动也更加具有创造性。

　　第四是舆论的风向标。“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等说法被广泛提及，将企业界和公民部门同时纳入其中的“社会企业家”概念也被引入中国。在诸如“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这样的评选中，社会责任的评价占很大比重，以试图寻找更健康的企业发展模式。

　　企业热心公益这个趋势值得庆贺，但在这个潮流深处，有一些重大议题需要提出来进行探讨。因为，现在对它们的认识，将决定企业未来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有三重性质：经济性，这被普遍认同也被纳入法律，即企业的目的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功用性，即企业为社会贡献什么产品和服务，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经常被忽略，但它却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企业能发挥的最大功用性是推动社会进步，比如Google让全世界的信息伸手可及；社会性，它指的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以及道德上应承担的社会公益责任。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们需要共同决定企业的经济性、功用性、社会性应该各占多少比重。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它也需要确定自身中这三个性质的比例。

　　企业的公益行为是否可以抵消不当经营行为？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答案明确是“不能”。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答案是演变而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并且评价企业经营行为的标准也在逐步提高。现在，员工福利、保护环境等已经被纳入企业应当遵守的规则之中。钢铁大王卡内基一方面残酷压榨工人，一方面将资金捐出，这样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行为，早已不被接受。公益行为和不当经营行为，应当分开进行评估。

　　企业应当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企业如何为社会作出贡献？企业为社会作出的贡献，首先应当是其产品和服务。如果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个企业是否有价值存在都有问题。

　　在这一贡献基础之上，企业可以捐助资金由他人去造福社会，这是被动的方式。企业也可以捐助其自身的知识资产，主动地参与，这样的方式或许能对社会进步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如果银行能够找到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使它们能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如果个人电脑公司能够开发出100美元的超低价电脑以消除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如果石油公司能够发现石油之外的

　　上述的三个“如果”，都有对应的案例：致力于为贫困人群提供小额信贷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和它的创始人尤努斯，刚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数字化生存”的提出者尼葛洛庞帝，近年来在大力推动100美元电脑项目；BP石油公司正致力于变成一家“超越石油的公司”，它在投资于氢能发电和碳物质的捕获与储藏。国内也有类似但规模较小的努力，比如招商银行除了捐资助学之外，还安排员工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担任挂职副县长，直接帮助当地改善教育状况。

　　以上所列的问题可能仅是所有重要问题的一个子集，但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企业该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在热心公益这个趋势开始涌现的当下，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判断，有可能影响企业甚至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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