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中国模式只能是过渡模式

　　王文琦

　　在昨天的报纸和网站上，“医改走中国模式，两种基本医疗覆盖城乡”的新闻又成为大热点。

　　“医改模式”之争，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医改小组比较青睐的“英国模式”，虽然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欢呼声，但“全民同保”被一些人斥为“大包大揽”、不切实际。本月10日，卫生部发言人出面澄清：模式之争本来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话音刚落不久，昨天，“中国模式”走进了大众视野。

　　根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农村普遍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市推广社区卫生服务，两种方式并举，对中国老百姓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其实，10日卫生部也曾经表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的方案‘没有时间表’”，刚过去没几天，就有“中国模式”的推出，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也许它还带有一些试探性质，毕竟，这个模式与人们期待中的模式或方案多少有些差距。

　　差距何在？这个城乡有差别的保障模式，说白了即城里人的保障好一点，农村人的保障低一点。赞同者看中这个方案的理由是，它“符合国情”，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乍看起来，他们的逻辑似乎简单，很“务实”：全民医保这样花钱的事情，只有等钱够多了，才有可能去办。

　　回头看看早已确立全民医保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呢？近百年来，160多个国家都先后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和

医疗保险制度。别的不说，近百年前的英国，70年前的美国，68年前的日本，不比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高吧？他们可以以当时有限的财政收入负担国民的医疗，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

　　再穷也要看病，这是人类最朴素最可贵的情感。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得了重病或绝症，他的家庭无论多穷，往往是千方百计求医问药，只要有一线希望，不惜四处举债挽救生命。一个家庭对于它的成员是如此态度，一个国家对于其公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

　　什么叫“以人为本”？人——不管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有病了，可以得到应有的、平等无差别的医治，应该是起码的标准。

　　近些年来，我们在谈论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时，更多提到的是环境、资源、

能源等问题，甚少有人论及人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与长远利益，关心环境也好、资源也好，最终都是在关心人；而关心人，最不能忽略的是关心人的健康，让所有的国民得享同等的医疗保障，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内容。将城乡分开考虑的模式，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思路，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的现实。试问，一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得了病，能花几百块钱的路费回到乡镇卫生所医治吗？如今，农村地区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的现象依然普遍，再实行城乡差别保障，只能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

　　追根到底，是否建立全民医保，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利平等的问题。权利应该是一步到位的，医改模式的最后确立不该是决策层自说自话，也不该是城里人自说自话。所谓城乡实行两种医疗模式，不管是一种试探，还是即将得到确定的政策选择，它只能是一种短期的过渡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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