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油价：捆绑经济的绳索

　　叶檀，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专攻政治史与经济史。从2000年左右走出书斋，到报社撰写经济类评论，迄今为止已在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偶尔在电视台财经频道客串点评经济新闻，也出版过历史方面的书籍。现为《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评论版主编。

　　10月16日-10月2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叶檀。----编者按

沸腾的油价：捆绑经济的绳索     10月16日  星期一

　　文/叶檀

　　2006中国财经地图之一

　　随着国际市场油价连创新低，日子最难过除了在年初看多油价认为今年将达到每桶100美元的国际基金，还有国内的石油巨头们和

　　对于并不擅长通过国际贸易买跌的中国石油巨头们而言，国际油价下跌并不会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而潜在的利益损害与形象损害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国际油价进入下降通道一个月之后，国内消费者已经愤怒于中国油价的坚挺和为高油价的任何辩护。

　　消费者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他们承受了中国经济医疗、住房、教育等伪市场化的阵痛，导致生活成本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劳动者的收不仅没有随着GDP与税收的上升幅度同步，并且还有下降的趋势，已经蔓延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也许有人会说，油价仅与有车族相关，这种看法大谬。事实上，石油等上游产品的增长已经迅速传递到下游制造领域，笔者走访的一家珠三角小家电制造企业原料成本上涨了20%以上。指望这些成本全部由中下游企业自行消化是不现实的，刚性成本迟早会传递到消费者的头上。

　　石油企业的叫屈也并非是无理取闹。国内石油巨头的产品主要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而中国的油价总体而言属于政府行政指导价格，因此，在炼油成本与成品油价之间确实出现倒挂，但综合考虑人民币汇率、人工费用、油质等各方面的因素，炼一吨油亏损400元当属夸大之辞。

　　石油企业没有说的是，他们在炼油业务上虽然有巨额亏损，但在原油生产与零售与下游企业出售及沥青、化工原料等相关产品上却有不菲的收入，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三大石油巨头中报提供的巨额利润——中石油上半年实现净利润806.8亿元，同比增长29.4%，再次蝉联香港最赚钱上市公司；中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则达到206.79亿元，同比增长14.6%，超出市场预期；预计中海油上半年的入账将在154.9亿到163.6亿元，增长31%到38.3%。

　　油价的背后不仅仅是炼油企业亏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油价承载的巨大社会成本如何降低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培育市场化的油价生成体制与目前的石油行业的现状是格格不入，石油巨头们身兼二任：既是必须承担公益责任的大型中央国有企业，又必须保值增值，同时是上市公司，必须对投资者负责。如果价格不能随行就市，如果不能借行政之手巩固并且扩大自己的垄断地位，就是对投资者最大的失职。

　　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石油巨头们虽然在公益企业的面纱下生活，却时时露出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马脚。

　　近年来中国油价市场化进程起起落落，有一点却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增值保值的业绩考核与上市公司创造利润的双重压力下，石油巨头不可能改变利益取向：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企业没有利用宝贵的资金去收购国外的低价油田，也没有在利用国际油价的低潮期——2002年油价大概每桶20美元，最低达每桶10美元——大量购油，反而发起了对国内加油站、炼油厂的收购大战，2005年，中石化决定以“治散战略”的名义收回民企控股的茂化实华，并且不顾经济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在提高原料价格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单方面中止向茂化实华供货就是经典案例。

　　从总体而言，尽管在成品油供应上实行了发改委制订的政府指导价，但其利益损失主要来自经营运作而不是成品油价格。2000年中石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发行了大约160亿股票，其价格之低无异于是拿我们最好的国有资产、国内的最佳资源向海外投资人低价出售，发行价格仅有每股1.6美元。国内的垄断利润如此轻松地分配给了海外投资人，毫不奇怪，巴菲特、BP等投资者成为最大的赢家。如股神巴菲特，中石油作为其最中意的两只“牛股”之一，其购入中石油的均价为每股1.68港元，倘若巴菲特手中23.39亿股中石油股票数量无变化，据估算，其账面利润已膨胀至143亿港元。而2004年，英国石油就已经从中石油股份的转让中获利85亿港元，同样崇尚投资价值理念持有8.4亿股中石油股份的邓普顿基金，也赚得不亦乐乎。如果给这里的巴菲特们的价值理念下个定义的话，无非就是搭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市场的最大的垄断资源。

　　由于发行之后融资额太少，为此，2001年回到国内，以每股4.2美元的高价发行股票，当时美国市场上流通的石化股票的股价仅相当于这个价格的40%。如今新一轮回购行动与整体上市行动正在兴起，国内投资者买大单的时刻又将到来。中国的石油巨头成为世界公益公司，而不是理论上拥有产权的全体国民的公益性公司。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终于可以通过另类“暴利税”分享部分收益。从今年3月开始，我国对石油开采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中石油今年上半年上缴103亿元，中石化缴了37亿元，中海油预计要缴20亿元左右。不过，与征收的收益金与红利相比，经济发展将要付出的隐性成本将无法估算。

　　油价之所以动辄得咎，是因为在石油的发展路径上，有关决策层选择了一套内在逻辑相悖、永远无法弥合公众与市场、企业裂缝的做法，自己给自己套上了几道紧箍咒。

　　上世纪90年代，不少民营企业进入加油站、石油批发、炼油、石油开采领域，但为了增强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了经济安全，有关部门决定统一全部资源，此后出台了一系列与竞争背道而驰的政策。

　　1998年，两大石油集团组建；1999年5月，国家出台政策，将成品油的批发权全部集中到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手中，幷禁止炼油厂直接向零售商销售成品油；2001年9月，相关政策规定，各地区新建加油站，统一由两大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我国成品油的批发与零售环节逐渐被中石油、中石化掌控；2004年11月15日，国家商务部下发《成品油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原则上允许国内民营石油企业进入批发领域，但要求具有30座加油站的规模，这样变相抬高门槛导致大批民营企业退出。

　　垄断资源的结果是造成了巨大的风险。风险不仅在于上游资源性企业扼住了下游的咽喉，还包括中国石油企业一味做强而竞争力难以提升。

　　应该承认，中国油企在国际合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国际市场博弈上却龟缩不前，中国的原油期货市场之所以难以取得成功，买家垄断与行政价格更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中国的石油企业或者大而言之中国的能源企业，如果长期不能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上获得一席之地，中国的经济安全如何保障？当一个行业其利润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节能激励，正相反，利润越多外在环境越宽松，企业越是缺乏以节能降低成本的忧患意识——中石油现有员工41.7万人。而全球最大的英国石油公司，2004年销售量是中石油4.2倍，但员工只有10.3万人；全球第二大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销售额是中石油的4倍，但其员工8.59万人。这只是国内石油巨头高成本的一个缩影。

　　对于决策层而言，也被自设的陷阱所困。一方面，要实行市场化的油品定价机制，但不管是国际油价上涨或者下降，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接轨时机；另一方面，由于行垄断的客观存在，使得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成为价格上涨的同义词而遭到社会的反对；最后，管制链条无限延长，从补贴炼油企业到公益性行业，这既使得管制成本增加，也使得油品均衡价格的形成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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