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和谐：从经济变革到社会变革

　　杨磊 欣然

　　编者按：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了在2020年之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种种举措和部署。“和谐社会”一词正从理论走向百姓的生活。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专家指出，在这一阶段，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是否清醒、政策是否妥当，决定着社会或者进入经济发展的佳境，或者矛盾激化、产生动荡。

　　时机选择

　　一个国家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不是经济长期停滞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持续增长突然停滞、开始下滑的那个拐点。

　　《中国经营报》：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解读，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有人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搞建设，经历了三个28年：1921年~1949年，是民主革命的28年；1949年~1978年，是探索中国建设的28年；1978年~2006年，是开启改革开放的28年。和谐社会理念恰好在第三个28年将要结束的时候被系统地提出，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黄苇町：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已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世界上毕竟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快速增长三四十年的先例。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一个国家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不是经济长期停滞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持续增长突然停滞、开始下滑的那个拐点。后来一些学者把托克维尔这一观点形象地称之为“倒J”理论。

　　“倒J”理论已在很多国家得到了验证。印尼的苏哈托曾被称为 “建设之父”，他使印尼经济在1972年至1996年间以年均6.3%的高速度增长了24年。但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印尼经济迅速崩溃，货币大幅贬值，人均GDP从1300美元一度下降到300美元，贫困人口从原来的15%上升到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倒J”理论在许多拉美国家也都应验过。

　　“倒J”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国家内部不稳定性就越大。这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所累积的社会矛盾，在增长的一定阶段还处于潜伏状态。一旦遇到意外因素干扰，经济的下滑会导致强烈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不但会打断经济建设的进程，而且还可能打断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造成社会的整体倒退。

　　青连斌： 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从国际上看，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不能不高度重视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二是正确应对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因而，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大量出现了，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解决这些矛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自然要提上日程，提到比过去更为重要的位置。

　　三是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针对社会内部冲突加剧，处于恶性运行之中这一状况提出的，是针对社会转型时期通常伴随的不稳定这一特定现状而言的。

　　价值认同

　　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要有凝聚力

　　《中国经营报》：有人指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状态，一下子过渡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右倾状态，这种巨大的精神落差是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建立和谐社会，从社会基础上看，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公认的伦理和价值体系，没有公认的价值体系就没有办法进行利益协调。怎么办？

　　陈凤英：“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事实上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和谐问题的反思和修正，是一场社会领域的大变革。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经济领域一次革命性变革，那么，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则是社会领域一次革命性变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厚实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政治基础、宽容的社会基础、和谐的思想基础，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妥协，达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公正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到广大人民群众，让全国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

　　青连斌：从本质上看，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础就是确立我国各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达到“和谐社会”至少要有四个条件：一是社会的管理控制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二是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凝聚力；三是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能得到满足；四是社会成员具有流动的途径。

　　黄苇町： 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有体现公平的法律制度，也要有获得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有了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人们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尊重，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氛围。反之，如果人人只顾自己，对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合理差距都很难获得共识，那么，我们也就缺少了维持社会和谐最不可少的精神层面的因素。

　　例如，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信用经济，但不正当竞争、商业欺诈、赖账不还等现象仍在我国大量存在。有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全民经商的国家，必然是骗子成群的国家”，在搞活经济的初期出现类似情况并不奇怪。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成的今天，这种状况如不能根本改变，即使经济增长很快，也不会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

　　还有，当社会道德水准落后于经济发展，这种不协调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紊乱。在仅拥有全世界汽车1.9%的我国, 发生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全球的15%，其中70%~80%的事故原因是驾驶员违章，同时还有大量行人违章。

　　政府再定位

　　改革要从百姓改到政府

　　《中国经营报》：针对当前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矛盾，已经有不少专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我们发现，在许多矛盾中，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越位”都是主要原因。能否结合你对中国当前国情的观察，谈谈政府职能再定位？

　　陈凤英： 我认为，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时主要面临如下六对矛盾。

　　1.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矛盾。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上收入分配。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们建立起了一整套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在收入分配领域，我们尚未建立保障公平公正的相应社会制度，即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保障。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首要任务是建立起与现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从目前我国财富构成看，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差距呈现“三角型”或“尖帽型”状态，即大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中产阶层规模过小。事实上，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结构。因为，无论是日本的倒三角型社会结构，还是欧美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以上人口均占大多数)，政府的执政基础相对牢固，反之则基础不牢，社会不稳。因此，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之一是，让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平等分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而不是让小部分人暴富，多数人赤贫。

　　3.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鉴于经济的两元结构特点，我国城乡差距问题长期存在。然而，我国城乡差距之大已经是全球之最。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统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大于2，中国即是其中之一。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一种新的贫困人口却在农村形成。他们是被城市化、边缘化的失地农民，即“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据统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大约有4000多万，且每年以200万~300万数量在增加。

　　4.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胡鞍钢教授将我国地区收入发展差距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区；“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地区间和谐发展，事实上是保障国家整体安全，民族团结，边境安宁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5.人与自然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构建和谐社会面临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制约。我们主要面临：自然资源储量匮乏；资源需求增长快；资源供应缺口大；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问题是，我国资源的地域失衡相当严重，需要“南磷北送”、“西矿东发”、“北煤南运”、“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

　　6.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社会政策的制订，法律法规的执行，还是社保措施的贯彻，尤其是收入再分配中，政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起“舵手”作用，是社会政策的制订者，社会公正的保护者，民间参与的扶持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很大程度上应该集中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上。然而，我国的各级政府往往把经济发展作为“硬指标”、“硬任务”，社会问题是“软任务”，几乎不列入政绩考核。由此引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政府工作怨言增加。因此，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应该转变政府职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政策的制订上，从直接管理服务改变成为社会服务作规划，进行融资管理和监督。“小政府，大社会”或“少政府，多市场”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

　　黄苇町：与印尼和拉美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

　　一是增长与转型并行。印尼、拉美等国家的增长，尽管存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差异，但其经济政治体制的大框架没有变，而我国则面临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型。这种转型既是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的大变动，也是对权力和利益的社会再分配。在我们党之前，没有哪个执政党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前苏联、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转型中丧失了执政地位，且导致长达十年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我们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因此而累积的矛盾和冲突，其潜在和现实的影响不能小看。

　　二是我国是人口占全球22%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极大。一些东南部沿海城市，多项经济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的有些农户尚未解决温饱。人们眼界、观念、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更大，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不平衡问题会更为突出。

　　概念辨析

　　和谐社会与西方福利社会的区别在哪里

　　《中国经营报》：目前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也可以算作一种和谐社会。我们这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青连斌：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全称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全称告诉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和谐社会。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过“和谐”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历朝历代的“盛世”，就可以说是一种和谐社会。但这样的和谐社会都是“传统的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现代的和谐社会”。

　　传统的和谐社会与现代的和谐社会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前者往往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社会的和谐局面，后者则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能够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能够整合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二是前者建立在少数群体剥夺多数群体、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之上，缺乏社会公平和正义，它是不能长久的，后者则是建立在社会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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