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天使还是人民公敌

　　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大处方、过度医疗、见死不救、医疗纠纷、天价赔偿等词汇以超高频率在媒体和公众中传播。“我都快成人民公敌了”，深圳中医院曹大龙医生对《财经文摘》说。同仁医院的袁申元教授调任北京教育协会医疗纠纷协调中心专家组成员的时候，她的同事私下里羡慕地说：“袁教授多好呀，可远离医院这个是非之地了！”

　　近期调查显示：94%的人认为医生的声望比10年前下降，41%的人认为声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对81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进行排名，医生排在第29位,低于机关科长、政工干部、银行出纳员和警察。

　　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何以蜕变成“人民公敌”？ 医生何以称医院是是非之地？

　　折翅天使

　　北京同仁医院的袁医生很怀念二十年前的时光。“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心灵单纯、职业崇高，没有人指责我们，只有我们指责自己。那时候从事医学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幸福感。”她说。

　　袁医生1952年进入同仁医院，国家每年给予医院充分的财政支持，她每月拿着在当时不算低的60多块的工资、住在医院分的房子里，生活无后顾之忧，工作专注，享受职业带来的快感。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财政对医院由全额投入变成差额拨款。在中国96%的医院是公立医院，每年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要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获取。财政补助资金甚至不足以支付医院退休人员的工资，医院的发展和运转资金必须靠医疗服务收费和卖药收益，在医疗服务价格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物质方面的需求和压力都变大了。

　　经济利益的考量、医疗行业公不公私不私的状况，使得这个肩负着提供公共福利产品的行业变得尴尬起来。

　　如果一个急诊病人送进医院，病人身份不明、没有担保、经济情况不明，这个时候医生该怎样做？他所受到的职业教育要求他救死扶伤，但他的医院要求他必须确保求助的病人能够交出足够的费用。这时候，医生该怎么做呢？“有时候想想挺委屈的”,袁医生说。

　　让袁医生感到委屈的还有她的工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现在的存折上每月工资是3800元。”她说。一个工龄54年的同仁医院正主任医师、正教授的收入是3800元。

　　众所周知，医学是世界上最难学的学科之一，且是高风险、高责任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命价值的提高，对医生的素质和责任要求也在提高。高风险高收益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而我国医生的行政收入低于

　　以同仁医院为例，医务人员的行政收入情况是：刚毕业的护士收入是800-900元；住院大夫(毕业五年内的医生)基本工资是1000多元；主治大夫的工资在2000元到2500元左右；副主任医师在2500元到3000元左右。大部分医疗工作者的收入现状类同。

　　资料显示，美国人平均收入不超过5万美元，医生的薪金根据不同专业在1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在日本,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是普通学科大学生收入的10倍以上。

　　天使的成本

　　医生享受这么高的收入是有理由的。

　　作为终身和生命与疾病打交道的特殊行业，医疗行业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学的专业之一，同时也是责任和风险极高的职业。

　　在美国，医生是高收入的，和高收入相对应的是至少11年的严格训练。与高激励机制之下对应的才是严格的约束。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各州医学委员会负责考核批准医生执照，如有恶性医疗事故或者收取红包现象，执照有立即被吊销的可能。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医生的人力

　　中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于美国，但要想获得中国医生资格也很不轻松。首先是医学院的高门槛，至少五年本科教育。毕业之后是漫长的职称考试。一个医学院毕业后的年轻人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大学生涯：我们硬着头皮解剖尸体，有时候一大早就给全病区的病人扎针抽血，抢着给阑尾炎病人做手术。经常还要自习到深夜12点以后，才能熬过考试。

　　而毕业之后，还有不断的学习和考试。医学院学习的第五年，学生要到医院去实习一年，业内叫“定科”，最终确定作为医生的方向。毕业1年后，才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三次不能通过就永远不可能再从事这个职业了。考过医生职业资格4年后考主治医生。按一般规律，医生要升为主治医生，短则5年，长则10年。以后要考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最后是教授。

　　除了获取从业资格的困难，医生还面临着其他的困难。资料显示，在中国有62.3%的医生曾遭受言语或暴力侵犯，除这些侵犯外，许多医生还要对一些无法避免的医疗结果承担责任。这样的工作状态使得大部分医生在治愈病人的同时，自己身体却处在亚健康状态。

　　而且，国外医生工作相对轻松，比如在日本，一个外科医生每天两三个手术的工作量。但在中国，好医院的外科医生一天至少是五个手术的工作量。“我周围的很多医生都是很好的，以妇产科为例，每个医生每天要看50个左右的病人，工作量很大，每个患者都照顾周到不是很现实的。” 对医生服务被争议这一现状，安贞医院的尚医生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我们的医生主流还是好的，他们随时加班、节假日查房、忍受别人的恶语，没有怨言，没有放松他们的工作。”同仁医院的朱良湘教授说。

　　“你愿意你的女儿将来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医生吗？”“打心眼里不愿意，不仅我这样想，我们全科室的人几乎都这么想”！北京安贞医院的尚杰芳医生一脸无奈地回答。“工作太累、收入太低、责任太大、风险太高“，尚医生补充道。作为医生她热爱并离不开现在的工作，但作为母亲的她却也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理性看医患关系

　　医疗行业公私不明的行政管理体系，使得医院和医生经济压力增大，医院和医生以各种方式挣钱为人诟病，使得医患矛盾不断加深，医生病人都深受其扰。在多数患者眼里，医生是手拿红包加回扣，要钱不要义的贪婪之徒。在医生眼里，医院是没有宁静的是非之地。

　　袁教授告诉《财经文摘》，今年上半年北京教育协会里医疗纠纷协调中心共审理了105起医疗纠纷案件，但属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不足10%。纠纷很多，但不属于医疗事故。其中70%的纠纷存在“告知”不够的问题。告知是沟通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我们的医生在上学时候没学习过沟通技巧，工作后没有竞争环境、没有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

　　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常年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对《财经文摘》谈及上海的就医经历：8月中旬的夜晚，她因急性出血被家人送到了上海市妇幼保健医院，随身携带着她在日本医院的所有诊断证明、以及各个阶段婴儿在子宫内的照片。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带着全部诊断资料的她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反而被要求首先验尿先检查是否怀孕。接着就是医生责怪——怎么这么不小心，你都34岁了，高龄产妇，你知道不知道，问题严重了。“我本来已经很恐惧了，医生却让我更恐惧！”她说。

　　有人预言，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牺牲温情为代价的。医学的飞速发展导致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其后果是使得几千年前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在短短几十年内切换成“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是“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在他们的眼中很容易将对象分割成系统、器官，试图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消灭病原。当然技术的手段是必要的，但技术主义逻辑往往会忽视人际关系，将人视为由一个个零部件组成的机器，而不是具有情感依赖的社会化的人。

　　“有的时候我曾天真地想，医生要都能住住院，他就该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医生了”，袁教授感慨地说。医生和患者之间是永远敌对的双方吗？ “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曾经告诫过未来的医生。医生需要面对病人的身体和灵魂，病人呢，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去理解医生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呢。

　　作者：李天棚(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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