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结构冲突

　　尽管在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失衡结构中，国家承担了目前几乎所有的维持现状的成本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维持在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孙立坚

　　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追根寻源大多是发展结构出现了失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外部冲击，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各种主观或客观上的约束。

　　金融短板带来的增长代价

　　不管怎样，这双重原因的混合作用已经使得我们按照既定发展目标所实施的

宏观调控手段与以往相比代价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弱、时滞的程度越来越强。因此，对

中国经济而言，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是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这双重身份所带来的结构性冲突。

　　中国的这种贸易大国的特征，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际收支上的双顺差的延续使我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可是，我们又是一个金融“小国”，目前无法轻易改变自己的

汇率制度和利率刚性，于是贸易大国所带来的过剩流动性(货币供给失速)问题就制约着我们在这一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也使得央行宏观调控政策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尽管在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失衡结构中，国家承担了目前几乎所有的维持现状的成本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维持在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央行不得不通过市场的手段来采取持续性的宏观紧缩货币政策，外汇储备中因为有很多是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是以直接投资为主导，但是确保外汇储备的流动性也使得央行不得不较多地持有美国国债。因此，国家资产的汇率风险在不断增大。

　　另外，在失业压力、贫富分化问题较为严重的经济环境中重视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无法轻易改变，于是中央政府稳定中求发展的方针和地方政府发展中求稳定的战略之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协调的音节，为此，上下之间的调节而引起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大。

　　摆脱困境的选择

　　之所以直到今天，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这种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才变得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产业链格局与全球资源及收入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匹配，从而造成基于市场机制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维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中国受到外部冲击的程度和频率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大。

　　其次，是因为计划经济给中国留下来的金融发展的负担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也更大，尤其是当我们的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时，就越来越开始意识到我们以前制定的从局部向全局扩张的金融改革战略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处于金融小国的现状而使其代价也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引入全方位配套改革措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变得十分重要。简单地讲，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加快发展金融体系使其与贸易大国相匹配的做法；二是改变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使其与金融小国的现状相匹配；三是放慢贸易大国的发展速度和同时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使其达到一个协调的新的发展水平。

　　贸易大国战略需要开放健全的金融体系

　　不管怎样，坚持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开放健全的金融体系。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放开经常项目的管制，而且资本项目的管制也要大大地放开。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充分发展多元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在保证市场充分流动性的同时，也要避免资源的过度集中造成虚假的泡沫经济繁荣、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于是，这就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分担机制：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及在复杂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最大限度的缓解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弱势群体的财富损失和发挥公司治理的比较优势以保证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否则，勉强地营造金融大国的做法难以避免重蹈东亚金融危机的厄运。

　　当然，刻意强调以内需代替外需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今天我国消费者的内需因为受到制度上的影响而显得十分疲软，就业压力也有增无减，政府目前的财政盈余状况和组织机构也不足于具备管理大型的投资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贸然加快汇率的市场机制改革肯定是弊大于利。为了避免资本市场的泡沫和实体经济萧条的双重打击在中国重演，我们不能牺牲贸易来迁就金融改革滞后的现状。

　　解决计划经济遗留的金融包袱

　　因此，根据今天中国还是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计划经济大国管理的落后模式这一特点，在维持汇率相对稳定和部分的经济开放的“保护”环境中，从中央到地方应该抓紧时间，一方面，要迅速导入协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快产业结构的布局或转化的步伐，加快政府支付转移的效率，提高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质量，强化社会福利体系和相关制度的整体设计和运作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比较优势布局的相对优化的产业结构和贫富差距较小的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同时要尽快彻底解决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金融包袱：国有银行的市场化、全社会银行资源的有机整合以及投融资环境的净化等。尤其要特别注意金融体系的职能主要是面向“未来”决策的这一风险性很强的资源配置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改革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取决于改革后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和其他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一切金融服务)能否发挥“价格发现、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担、信息生产、公司治理和金融创新”这六大基本功能。(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