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中国有越来越迫切的理由向印度学习

    傅勇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习惯用“龙”和“象”来比喻中国与印度。对照迥异的发展模式，这种比喻的确很有意思——两者同为庞然大物，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部分学者眼里，中印两国经济模式完全可以用传统和现代来区分。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甚至含有褒贬色彩，但很难全盘否定其合理性。时下，印度经济学家习惯把自己的经济与“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济”连在一起，如果参考一下统计数据，这似乎并不为过。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目前服务业占印度GDP比重已经达一半以上，占GDP累计增长的六成，而有形的制造业一直停滞在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仅占GDP的三分之一，十年间上升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在50%的高位仍在攀升。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印两国经济运行的基础也差异显著。印度拥有历史悠久的私营经济部门，1991年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私营企业的

竞争力，并成为上市公司的绝对主体，近年来，主要大型上市私营公司均取得了突出业绩。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早于印度十多年，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没有走上最终的正轨，国有企业在控制着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控制了民营经济发展的“

天花板”。

　　然而，在如此巨大差异的背后，中印两国的基本国情却十分相似：人口最多(两者人口总量占到世界1/3以上)，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厚重；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并一度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最后经过艰苦的民族斗争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所以，两国从基本相同的起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巨大的差异意味着巨大的学习空间。印度跨越了制造业，把经济直接建立在服务业之上。这种略显独特的发展观虽然隐含着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乏力等，但在许多方面，印度因此走在了中国的前头。发掘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印度模式可以归结为三个特点。首先，更少地依赖于物质资本。在吸收外资方面，中国远在印度之上，相当于印度的10倍；同时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也是印度的两倍以上。其次，印度具有优良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合约和法律的执行非常有效，交易费用接近中国香港，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相对发达国家。最后，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十分活跃。

　　中国有越来越迫切的理由学习印度。目前，“节约型”的产业结构使印度能够避免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有效利用高度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信息科技专长和通用英语等有利条件为经济提供了更加合理的上升空间。显然，这正是中国必须转变经济方式的要旨所在。

　　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印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印度高效运作的金融体系就是良好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金融自由化是印度10年前的市场化改革的起点。而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举步维艰，远远地落在了工业化的后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毕竟，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信用来自法律及其执行、合约及其诚信，这些东西在中国既缺少传统，又没有经验。结果，在亚洲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印度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名列前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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