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安倍的改革理念和中日经济关系

　　本报记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立坚

　　9月26日在日本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安倍晋三当选了日本新一届的首相，即刻他就组织了被外界认为政治上更加保守的领导班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管经济决策的人选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特征：首先，与制定日本经济政策相关的总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金融大臣和经济财政大臣都有在小泉时代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经验，从他们在不同场合的施政演说上来看，小泉时代当时所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构改革方针今天依然会作为他们自己今后工作的重点。另外，安倍本人虽然在其政治理念上纲领已经十分鲜明，但是，对经济改革自己独到的想法还很欠缺，外界普遍预测他的基本的经济政策理念与小泉时代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人选和这样的安排会对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中日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将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能否超越小泉？

　　今天安倍内阁虽然所需解决的经济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借助于

中国经济增长和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强势，日本企业已经走出了通缩所带来的负利润的怪圈。而且，在成本降低经营效率提高方面，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更向前迈了一大步。日本银行业也通过结构调整和企业绩效的复苏基本解决了不良债务的困扰，盈利能力大大提高。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已经恢复到泡沫经济崩溃前的状态，甚至有些银行的利润已经超过了泡沫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开始出现良性循环，失业率下降，个人收入提高，压抑的消费能力也开始慢慢地释放出来。

　　尽管如此，泡沫经济留下的负面遗产太大，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只不过上述的成果更加让这一届政府坚信：供给面的改革路线符合日本经济复苏的需求。而弱势群体问题严重化又使这一届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援，光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因此，安倍和其他官员在很多场合都释放了以下一些共同的信息，可以看做是这一届政府的经济运行纲领：

　　第一，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强化竞争力。安倍近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张，就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心要放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合作关系上。

　　日本的高龄化制约着内需的发展，而日本经济的复苏暂时只能依靠外需来支撑。但是，和其他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去争夺有限的外需，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取决于日本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附加价值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二，继续加大力度改善财政收支体系的失衡问题，比如，公务人员的规模和收入削减。安倍上台后以身作则，用削减自己收入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了他的经济改革路线。另外，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效率，比如中央和地方不必要的公共开支削减等。还有税收体系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安倍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提高消费税来增加日本薄弱的税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的瓶颈问题。

　　第三，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来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和效率。小泉时代留下的最大的负面遗产就是经济结构调整造就的大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所以，配合企业就业结构的改变(临时工、半天工的比例上升)、再学习的机会增加、提供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再培训机制、就业指导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向国外开放自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解决高龄化结构问题的一个方法。

　　当然，供给主导的经济改革政策不等于忽视需求的力量。这也是这届政府区别于上届政府经济纲领的一个新特点。在供给面改革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新的需求，比如，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改善的需求、高龄化所带来福利改善需求、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异文化兼容的需求，根据新的需求改变和发现自己的经营业务的新市场也是企业和国家长久不衰的关键所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届政府不再单纯地认为需求是解决暂时的经济失衡问题、供给才是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相反动态发展的需求也是产生供给面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

　　没有经济细胞的安倍晋三可能更加依赖内阁共同的智慧，而且也不会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使命感而轻易放弃自己也参与的上届政府所制定的、后期也较为有效的经济改革规划。尽管如此，和以往一样，小泉政府的经济改革业绩没有受到社会较高的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历来是企业治国而不是政府治国，这届政府能否打破这种传统的观念？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中国的意义

　　因为日本采取了供给面的结构调整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内需的释放就会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调整时期。再加上高龄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内需增长的规模十分有限，所以，安倍这一届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重心在于亚洲。在这一方面，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体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为了增长就要修复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了争夺未来潜在的中国大市场。

　　事实上，这几年日本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托了中日之间产业链的布局，即日本提供高附加价值的中间生产部件，中国利用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进行产品加工和组装，然后出口到欧美市场。在这样的产业链中，日本和中国获得了双赢。中国也在继续着加工贸易主导的经济增长奇迹，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环节对日本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同时，在部分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终端商品需求的行业，比如汽车行业、娱乐行业等，日本正在开始或已经挤入了这些未来前景看好的大市场。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中日经济发展是否根据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透明的地方还是不少：首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政权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够“让步”到怎样的“底线”？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共识，妥协的余地几乎没有；其次，中国世界加工厂的战略定位可能并不符合中国长远的产业政策，至少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要求会在政策上限制日本经济战略的成功实施。日本是否能够在某些地区改变加工贸易型的生产方式，引进研发配套的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线以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进化？如果这样，日本如何应对国内产业空洞化的问题？第三，

汇率制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变多大程度和以何种方式来分担所带来的汇率风险？中日金融合作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保证这种产业链不受到冲击？亚元或人民币的国际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互相接受？亚洲债券市场中日的合作会进展到怎样的阶段？等等。　　

　　总之，安倍新内阁庆幸的是在日本经济强劲复苏的阶段接手政权。但是，供给面的结构改革还任重道远。尤其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策略和他们的外交方针、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之间会发生实质性的冲突。这届政府是否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再现日本经济过去的辉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安倍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内阁要员的内外协调能力。日本在战后，“败家是国、兴国是民”的这一大众观念能否在安倍执政期间发生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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