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和谐才能社会和谐

　　本报记者：温秀

　　工资不等同于收入 不平衡源自参照系

　　《中国经营报》：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不久前在博客中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各项收入加总不过4786元，按照他的日常支出计算最后甚至入不敷出。“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他的这番“实话实说”引起了新一轮关于收入分配的争论。对此你怎么看？

　　杨宜勇：从他的支出分析，他的支出应该不是仅仅基于北大的那份工资的，而是基于自己的全部收入的，所以简单地用北大的工资减去他的全部支出计算得失恐怕并不合适。

　　事实上，工资和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收入不仅包括单位内收入，还包括单位外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收入，还有非劳动收入、馈赠收入等等。工资本身是具有刚性的，所以人们都习惯于向工资水平高的人看齐，有趋高心理。但就整体收入而言，我们目前的基本制度还是合理的。它是供求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尽管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有矛盾，但不要扩大化，我们应该有一种主流的是非观，“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心态要不得。

　　收入分配问题关乎社会稳定

　　《中国经营报》：中央党校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为什么受到如此之高的重视？这是否意味着利益分配不均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谢志强：我们每年都会对地厅级干部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对中国社会形势进行分析，这个调查已经搞了八九年了。我们发现，他们现在关注的头号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其中包括地区差距、部门差距等等。我们谈和谐社会，主要就是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市场经济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益问题，说穿了就是票子问题。没有利益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四中全会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五个要点，其中第二、第三说的都是解决阶层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的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深刻地感到大家对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的情绪很大。那些不缺钱的地厅级干部尚且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普通老百姓的关心程度自然不言而喻了。

　　收入分配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今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城市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军队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学生就业问题，煤矿安全生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利益分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政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代即将过去，作为政策的上传下达者，领导干部必须关注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利益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区别对待差距拉大的原因

　　《中国经营报》：一个人的工资并不等同于他的收入，特别是很多职务本身还会带来很多潜在的收入机会。但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的时候，在对收入的理解和界定上似乎都是模棱两可的，而对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剧的抱怨之声似乎也不绝于耳。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谢志强：其实发达国家也会有收入差距，甚至贫富悬殊也很严重，但为什么人们的抱怨相对较少？首先是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政策比较公平；其次是制度比较健全，正常收入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很少；第三，差距往往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多劳多得的观念比较深入人心。

　　那么我们民众的情绪和老百姓的不满究竟在哪儿呢？这种不满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富起来的人往往凭借的不是个人能力，所以我们听到的抱怨从来都不是个人能力如何，而是社会分配不公。

　　所以我们在谈收入分配的时候必须弄清楚，到底是社会分配体制不公，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的问题，是垄断造成的，还是个人能力差距导致的。

　　杨宜勇：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挥规律性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规律性、趋势性。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以调节，重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该倡导富人增强纳税意识，再通过财政的杠杆作用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让低收入阶层有受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增强竞争力，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改善自身生活和收入状况。

　　《中国经营报》：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康士勇：我认为，由于竞争性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应该以事后调节，或者说末梢调节为主，办法是税收和转移支付。

　　由制度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则应该靠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入手。计税工资是竞争性企业的沉重负担，不但严重制约着竞争性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且是造成竞争性企业工资水平偏低、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对竞争性企业，应尽快废除计税工资办法，转由企业从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出发，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根据购买劳动力要素的总量和劳动力的平均素质，自主决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并允许全部列支成本。

　　对垄断行业来说，很多人认为垄断是造成其高收入的主要原因。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垄断是基础，工效挂钩才是关键。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的程度比现在还要高，但为什么收入并不高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所谓的工效挂钩，所以即使企业有再多的钱，也没有政策依据发放到个人手中。所以我认为要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关键在于要取消工效挂钩的政策，转而比照竞争性行业的工资水平，兼顾到一些合理的因素，由国家直接决定和控制其工资水平及其增长。

　　和谐社会呼唤利益和谐

　　《中国经营报》：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利益关系的和谐？下一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会是什么？如何才能建立一套更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

　　杨宜勇：总的来说分配体制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实现同工同酬。未来的改革应该是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公平。分配体系中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企业主协会和工会应该各就各位，逐步形成一个利益均衡机制。从企业内部的分配角度看，应该发挥工会的作用，增强集体谈判的意识，通过谈判达到动态的平衡。从政府的角度则应该为老百姓创造富起来的环境和机会。而作为普通劳动者，则应该增强自身素质，提高自身能力。老百姓不应该做旁观者，不要一味地指望政府，或是抱怨社会，应该积极地参与进来，做一个新制度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中国经营报》：分配的公平与否，始终是相对的，是发展变化的，是动态的相对的合理、相对的平衡。这就需要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利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行调节。当前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中、高、低三个阶层的收入问题，才能达到相对的利益和谐呢？

　　谢志强：主要是对不同的阶层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在如何对待几个不同收入阶层方面，社会上和人们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

　　比如对高收入阶层，人们往往认为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明，所以主张劫富济贫。但事实上，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央提出要“增富减贫”，要“促富济贫”。

　　中央在2002年就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这对于保障社会稳定意义深远。同时要重视弱势群体，政策上要有倾斜，社会保障上要特别关注。虽然有观点认为我们依然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又是一个负担很重的人口大国，国家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我认为中央提出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