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油关键不在是否降价 而是如何提高自身效率

　　本报评论员 黄海川

    现在，谁能看清油价走势？

　　国际原油价格7月以来的暴跌，让民众和汽车厂商看到了成品油价格下调的希望：有关部门曾承诺若国际原油价格变动8%，国内油价即相应调整，而原油价格下跌的最大幅度已经超过20%。甚至很多人天真地认为，有关部门表态“与国际接轨”以来，油价的19次调整中只有1次是降价，这次该好好“接轨”了吧？

　　但呼吁降价的人们忽视了10月1日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上调(9月1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上涨)的事实。这个决策是在民众降价呼声很高的环境下公布的，而“政策连贯性”潜规则会进一步告诉我们，10月的航油价格下调可能性很小。航油如此，其他成品油应不会出入太大。

　　不但如此，某国内石油巨头传出话来：目前国内成品油价格是按照58美元/桶的原油价格标准制定的，国内油价还略低于

国际油价。况且，鉴于到今年年底中国将彻底开放成品油市场，国内成品油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将易导致资源外流。言外之意是，要说与国际接轨，油价应该上涨。

　　所以，如果最终成品油价格不降反升，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实际上，正反双方的主流论据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正面较量，主张降价一方的论据在“过程”，反对降价一方则以“结果”反驳。考虑到国际原油价格震动剧烈、国家能源安全等因素，我们不反对审慎的价格政策。但是，我们认为，关键不在于价格涨跌本身，要解决矛盾，必须正视油价的制定“方法”，而这个“方法”不应仅仅局限于大家正在翘首企盼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方案。

　　从1998年开始，国内成品油价格主动和国际市场挂钩，形成汽油、柴油价格和国际成品油市场三地(新加坡、纽约和鹿特丹现货市场)价格挂钩的机制。而自2004年起，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高涨，导致国内外油价出现倒挂。如今，国际原油价格暴跌至国内定价标准附近，许多人认为这正是与国际实现接轨好时机。依照目前国内油价形成机制，国内油价一般是在国际油价变化之后一个月进行调整。

　　但是，即便按照上述惯例和机制，价格调整还有观望的新理由：国际原油价格还在震荡。

　　决策者反应的滞后让人们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市场化定价机制上。而新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是什么样的？据媒体报道，决策层正在考虑如何让国内成品油价与国际“有限接轨”。

　　而所谓“有限接轨”，即油价持平并轨后，发改委仍然拥有对国内油价的最终决定权，以避免市场过度跟风国际市场，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站在民众的立场，我们更愿意将“混乱”理解为三大石油公司仍将利用垄断地位的自主定价行为。所以我们要支持发改委。

　　但我们也发现，在成品油价格制定问题上，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三大石油公司，总是将矛盾焦点转移到国家发改委身上，表现出了唯发改委马首是瞻的无辜。相反，其他行业，比如医药，并没有石油行业这么“听话”，发改委多次的降价令在医药行业并不奏效。这是为什么？

　　我们说，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干预和管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说，管制者既不应该站在消费者一边也不应该站在生产者一边。不过，垄断企业和竞争企业不一样，他们是价格的制订者而不是接受者，而三大石油公司的国有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相关激励机制(如价高有利润价低有补贴)更让其有和发改委在同一战壕的安定感。

药价坚挺则是我国医疗保障体制落后和药品相对市场化的极端反应。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曾经提出一个观点：美国经济“市场失灵”的程度远远小于植根于现实政治制度中经济政策不完善性所引起的“政治失灵”。这个观点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石油市场有一定价值。

　　我们依据国际原油价格制定成品油价格的思维出发点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对原油价格上涨的反应是“成本上升”，市场化思维的反应则是“供求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真正应该决定价格的不是成本而是供求关系。我们看到，作为国际原油市场垄断者的

欧佩克，其轮值主席埃德蒙·道科鲁最近通过表达减产意愿来回应国际油价下跌的现实。他为什么不是通过表示“我们将调高原油出口价格”来回应呢？

　　所以，如果我们沿用成本决定价格的管制思维，不但损害消费者利益，也不利于激励三大石油公司把更多精力用在关注石油期货和提高效率等降低成本的事项中，从而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低下。而与国际接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关键不在于通过提高油价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而在于如何提高自身效率，使油价降到可以与别人竞争的地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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