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国贸易顺差

　　裴长洪 林 江

　　2006年的外贸形势估计依然是高速增长，预计进出口贸易增长仍将超过20%，出口增长依然快于进口增长，贸易顺差仍将超过1000亿美元。

　　我国贸易顺差显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加工贸易顺差综合了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的顺差或逆差额，决定贸易顺差总额的变化。第二，贸易顺差集中在外资企业。这和我国长期的招商引资政策有很大关联。第三，我国贸易顺差来源地较为集中，主要在欧美地区。

　　从理论上说，贸易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国内资源的流出。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储蓄率更高。例如，2005年全国新增的储蓄存款2万多亿元人民币，全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了15万亿，再加上企业存款就更多了。但是，新增贷款却只有1万多亿元人民币，这说明银行存在大量的存差。因此，贸易顺差从实际经济生活来看，也反映了以实物形态的资源流出，是国内经济实际情况的对外表现形态，或者说是国内经济不平衡的对外表现。当然，我们的贸易顺差反映的资源流出主要是劳动要素，因此从我国的要素禀赋来看，目前的顺差对我们是有利的。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投资率增长速度经常处于停滞状态，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因此长期出现大额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通常保持在1000亿美元上下，而这个时期日元正处于持续升值的阶段，尽管如此，日本贸易顺差的势头却难以遏制。只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一种解释是日本的制造业(这里指货物贸易，还不包括服务贸易)适应日元升值变化的能力较强，能够迅速改变产品结构，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另一种解释就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投资率低，储蓄率高，资源在流出，所以进出口不断增加。这就是日本的历史经验。现在美国一直迫

人民币升值，实际上跟去年7月份相比，人民币现在已经升值了3.17%。即便人民币不断升值，如果国内储蓄率远远高于投资率的状况不改变，那么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快于进口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依然会保持，大额贸易顺差的现象不会消失。

　　上述分析将会印证这样几个判断：第一，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高储蓄、高投资必然促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第二，在上述条件下，加上储蓄大于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扩大的倾向；第三，中国将较快接近日本贸易高增长与贸易顺差超千亿的发展阶段，这可能成为常态，如同投资高增长一样。

　　尽管我们的贸易是顺差，国民收益却未必是最高的，因为加工贸易利润一般只有3%-5%。

　　中国的外贸出口是靠财政政策支持的，现在

出口退税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的规模能否持续恐怕是个疑问。

　　从具体影响来看，贸易顺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外汇储备，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经济增长的外在风险，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大额的贸易顺差，这首先是好事情。贸易顺差的积聚是造成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随着贸易顺差趋高的发展态势，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日益增加。年底外汇储备应该能达到1万亿美元，而根据有关部门对于引进外资的规划，外汇储备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增多。通常我们担心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从统计数字上看，由于购买外汇造成的人民币增发、基础货币投放增加，没有成为国内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原因，目前还没有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然而，我国外汇储备有很大一部分的表现形式是美元资产，美元对比西方主要货币来讲是在贬值，而且从长期趋势来看，它可能还会继续贬值。未来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美国发生通胀，外汇资产都有缩水的可能。

　　顺差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福利损失，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又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诸如美国国债等外国资产。与此同时，中国又鼓励引入FDI(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本质上FDI给中国造成的负资本权益就通过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券的债权增加而抵消，也就是说，流入中国的FDI是由中国储蓄通过迂回的方式提供融资的，外资企业代替中资企业利用了中国储蓄并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

　　高额外汇储备增长也给央行当前的货币紧缩调控带来了压力。截至2006年5月底，外汇占款余额达到78816.27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今年5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高达19.5%。这样，不但会形成通胀压力，而且造成信贷增长过快、投资过热。为此，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回笼资金。可见，外汇储备过多产生的连锁反应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还会引起贸易摩擦。目前，贸易摩擦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第一，贸易摩擦领域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除传统出口产品外，机电、轻工、化工等产品成为新的摩擦点；第二，贸易摩擦对象不断扩散，由美、欧等发达国家向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蔓延；第三，在表现形式上，除了过去的“两反一保”，还朝着环境保护、劳工标准、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竞争规则等方面扩散。对此，我们不应大惊小怪，因为我们的大背景是贸易增长速度飞快，由此出现的贸易摩擦也就很正常了。

　　(林江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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