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新框架蓝图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葛耘娜 主持

　　9月20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到访。代替副国务卿佐利克成为对华谈判美方代表，保尔森不负众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宣布建立。两个经济大国的协调发展无疑将增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平衡：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平抑油价等问题，都将被放入新的战略框架全盘考虑。

　　保尔森结束访华之后很快表示，他已向推动中国关税案的两位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游说，提示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5%高关税并非协商之道。而两位参议员也很快放弃了今年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议案，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新气象。近期，本报特别邀请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中美经贸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4期。

　　战略对话求解经济失衡

　　《21世纪》：中美间第三次战略对话，美方代表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改为财长保尔森，这一转换的意义是什么？保尔森此行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何理解“战略经济对话”一词？

　　张燕生：首先中美之间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反映出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个事实。中美需要通过高层次的对话，探讨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这种框架不仅限于中美问题，更是涉及到全球未来的发展，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因此，中美战略对话的层级在上升，对话的领军人物都是重量级的高官。保尔森是美国高官中的“中国通”，非常了解中国需要的和中国能够作出让步的条件，因此他知道如何得到美国想要的利益。而中方的领军人物曾培炎，他曾是发改委一把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也曾在美国大使馆做过外交官，也是中国了解美国和中国利益最全面，最透彻的高官。

　　金灿荣：“转换”一是突出了经济议题；二是层级有所上升，另外，从决策过程和决策机构来讲，美国财政部在中美关系当中的发言权会上升，财政部因为跟经济界的关系密切，意味着社会团体当中的经济团体的作用上升。以前的“使节会议”现在改用“外事会议”，这样范畴更大，参与的角色也更多。

　　我估计战略经济对话还是会从具体议题谈起，从近期的问题切入，不过方案是针对长期的、结构性的大议题，包括内部的经济结构、公共政策、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合作、WTO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贸易自由化谈判方向等议题。但总体上来说，都是务实的。

　　《21世纪》：中美在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平抑油价等问题上的合作有怎样的前景？两个经济大国之间可能建立怎样的战略框架？

　　金灿荣：中国在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平抑油价方面都是起作用的。保持贸易自由化符合两个国家的利益，这是合作的基础，而双方如果能建立战略经济对话，就会有一个平台，实现优势产业的互补。但是中国必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和两类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我们政策的难度比较大。无论如何，在大方向上，两国还是一致的，既然有了合作的基础和平台，应该能找到具体的合作办法。

　　张燕生：首先，中美应切实启动多哈会谈。上一轮农产品贸易开放谈判时，中国并不是六个重要成员之一，但加入WTO后，世界各大经济体包括美国都希望中国能负起更多责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重启多哈回合谈判。

　　第二，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总量方面的失衡，表现为全球储蓄和投资关系的失衡，也就是东亚净储蓄和美国负储蓄的失衡。二是失衡构成全球要素的转移和流动。三是货币的全球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目前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超过其GDP的9.5%，远远超过了警戒线。美国要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就要改变其过度消费行为，这意味着美国要紧缩本国经济。而美国的调整，有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在全球失衡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外部压力很大，中美贸易摩擦也频繁发生。我认为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美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此时，双方更应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性对话，由双方对经贸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来启动对话，这对全球重大问题的理解、协调和处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方施压重点转换

　　《21世纪》：与之前美国对话政策不同，保尔森在对汇率问题上，采取了“软压力”政策，并且把重点放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问题将取代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施压的一个新重点？

　　金灿荣：现在还不太好说。保尔森是真正的经济专家，他应该知道汇率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包括贸易逆差也解决不了。迫使中国汇率上升以后，到底谁是收益者都很难说。汇率不是个真问题，而是被政治化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以汇率为借口迫使中国金融自由化，却是符合美国利益的。1980年代美国的宏观经济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金融创新，使得他们在1990年代能够靠强势金融，迫使别国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造为美国模式。美国赢得了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并且靠它的金融产品把日本1980年代、1970年代贸易顺差赚的利润都拿回美国，现在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保尔森与别人不同，他可以忽略细枝末节，直接指向自由化。另外，布什选对了跟中国打交道的人，中国人往往对熟知中国的人有好感，比如对基辛格。某种意义上讲，保尔森已经获得了资格。保尔森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是比较有效力的，我一直主张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要慎重，不能太快，要吸取日本和德国的教训。

　　张燕生：要客观的看待中美战略对话。首先，双方的利益和谈判地位不一样，美国处在全球霸权的位置，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是寻求和平发展的国家，而美国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国家。

　　第二，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90年代又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它在谈判研究、咨询和策略的投入是巨大的，可以动用世界顶尖级的智库来为谈判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这点中国是望尘莫及的。

　　第三，美国这次对话采取的战略很不一样。它把重点放在了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上，而不是一味地对人民币升值施压。

　　对美国而言，开放金融市场更重要。美国真正具备强势竞争力的产业可概括为两端，一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端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和咨询；另一类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包括宇航、能源、医疗技术和医药生物工程等方面。因此，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正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不过，我认为金融市场开放并不会取代汇率问题。美国意识到汇率形成机制走向弹性和浮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和外汇市场改革，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的进步，以及延伸工具的发育。可是中国高端市场体系的建设，绝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因此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升值都是美国需要的，只不过现阶段更倾向于抓住它的核心利益。

　　《21世纪》：我国年底即将兑现的金融全面开放，是否会减缓保尔森提出的金融开放压力？您认为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侧重点该在哪个方面？与美国的期望是否一致？

　　张燕生：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首先我们会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在今年年底分阶段、分地域的实施开放。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形成的一个理念就是：引入外来压力对促进国内各个行业的改革、发展都有好处。然而，至于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否会跟美国期望的一致，我认为市场开放应该是公平的，非歧视的，中国应该独立自主地，从发展本国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该去迎合哪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可以放在四个方面。第一，建立把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体制和政策。而这种转化很大程度上需要靠金融，因此，改革的重点在确立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和创新业务及规范上。第二，要推动货币价格的市场化，包括汇率，利率。关键是把货币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基础建设好，在这方面做得更加规范、透明。第三，应重视风险和管理。金融企业和实体经济部门需要建立起长期的金融风险防范的体系。第四是监管。金融外汇风险最大的体现是衍生工具，而衍生工具为了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主体有90%以上都是投机盘。这就需要信息透明和政府进行有效监管。

　　这四个方面都是与中国核心利益相关的，并不是美国期望中国做的，不过，从中国整个市场化改革来讲，金融改革又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

　　战略对话与经济民族主义

　　《21世纪》：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客观上还将长期存在，对此，该如何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实现对这一长期问题解决的新思路？针对中国近来加大对外资管制而指责中国在搞经济民族主义的声音，我们如何应对？

　　金灿荣：经济民族主义应该是外国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而使用的词，决策者现在在吸引外资方面，考虑得更均衡一些，但并没有达到经济民族主义的程度。

　　张燕生：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产物，除非全球化发生中断、逆转，或者东亚生产网络发生变化，否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条件依然存在，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恐怕很难解决，况且利益的问题不是靠对话所能解决的。另外，行政高官间的战略对话会不会影响到国会、党派以及国内的利益集团，还要拭目以待。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我认为是许多人把中国和平发展的路线曲解了。中国出口的无非是箱包、鞋帽、

纺织品、服装、家电等中低档产品。这些产业在美国早已调整出去了，这部分完全属于互补性的，不会对美国的生产和美国的工人造成实质上的损害。所以，对于平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我认为更多的工作应该由美国人来做。中国要做的是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

　　说中国加大对外资的管制是搞经济民族主义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中国过去放松管制，现在加强管理很合理。中国完善对外资管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从

科学发展观出发，进行外资管理。包括提倡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保障劳工权益，称为社会、人、环境和资源的管理。第二是对过剩性产能的转移。第三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管理，比如对军事、技术等敏感性领域的管理。第四是对一些危害市场竞争效率和市场结构的做法，包括垄断，不公平竞争，恶意并购，压制技术进步等方面。这四方面是由初步的管理走向确立和完善管理体制。相反，美国对中国的并购，即使是既非技术性又不涉及战略性资源的行业，美国都要进行苛刻的审查，甚至禁止。

　　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无论怎么完善外资管理，都以不影响市场竞争效力为前提，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的作用，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来调节经济，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建设干预的程度。而对敏感性产业和领域的管理也要慎重，不要影响到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另外，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对外资企业进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全面审查、考量的体系。

　　(实习记者林琦、陈超、吴炜惠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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