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第20次政变

　　——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东南亚研究员张学刚

　　本报记者 黄一琨 闫婷 北京报道

    独特的军队

　　经济观察报：历史上，泰国已经发生过十九次军事政变了，这次和以前不同，军方似乎非常遵守民主游戏的规则，很忌讳把自己和常见的东南亚国家的军人政权相关联，您觉得这次政变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张学刚：泰国的军方很有特点，不是唯我独尊，而是绝对服从于泰王。这一点就和菲律宾、缅甸的军队很不一样，菲律宾的军方对总统阿罗约也有不满，频频爆出要政变的传闻，这是军方比较强势的体现。但在泰国，泰王具有绝对权威，有对军队的控制力。

　　但是历史原因也造成了泰国军队的势力很大。1932年6月兵变之后，军政府上台，泰王以为要把他推翻，不得不流亡海外，最后两方达成妥协，保住了泰王的位置，但是也埋下了一种隐患，军方享有特殊的地位。这是泰国自1932年以来第20次政变，这么多次政变的主要原因，还是军方的势力过强。

　　

经济观察报：1980年代担任过泰国总理的炳(Prem Tinasulanonda)在政变之前公开呼吁军队应该忠于泰王，而不是政治家，是否能说明泰国的军队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怎么理解炳的这种表态?

　　张学刚：从炳的个人身份来说，他出身于军人，并且从1980年到1988年连续8年担任总理，既有政治才能又有领导人的资历，还有军人背景，退休之后又在枢密院——就是国王的秘书处——当大臣，是枢密院的主席，因此又带有王家色彩，所以他有三重身份。他的这种表态，一方面缘于自己的军方出身，一方面也带有国王的背景，是提醒军队属于泰王而不属于政府，有跟他信较劲的意思。

　　经济观察报：那么军队和泰王能不能看成是一个阵营的？

　　张学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军队是绝对服从泰王的，但是从军方自己的利益来说，有时候又不完全跟皇家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让军政府首脑下台走人，军事首脑也必须服从，因为国家利益至上，得服从国王的绝对权威。所以我以为这次政变也带有一种先斩后奏的意味，可能行动前军方已经向国王通气了，但是具体计划未必向泰王说得那么清楚。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军方的具体利益是什么？

　　张学刚：军方与他信之间的冲突，与泰王和他信之间的恩怨不太一样。军方是因为他信打压军方，泰王是因为他信的一些政策不符合自己的心愿。比如泰王对待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子比较温和，但是他信比较强硬。他信强硬的做派，被泰王认为是对其权威的一种挑战。虽然国王与军方都反对他信，但是国王并不认为他信一无是处。王后和王储对他信的评价就很高。但是军方担心他信剥夺他们的权力，如果这个原因不好说，就只能说他信腐败、独裁。

　　其次，他们立场上也不同。作为元首，泰王更注重国家稳定与和平，他信与军方就像国王棋盘上的棋子，怎么安排和布局，国王站得更高，看得更超脱。但是军方和反对派之间更多的是利益冲突。立足点不同，观点也就不同。现在还不好说军方一年后交权是自己的表态还是泰王的压力。但是泰王一定会不断提醒军方尊重民主，早日交权。而军方如果有什么非分之想，就不好说了。

　　神秘的君主

　　经济观察报：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明治维新表面上使日本进入了君主立宪这样的政体，但是这种政体和英国式君主立宪完全不一样。在这种东方式的君主立宪中，国王的权力非常大，基本不受约束，泰国是否也是这样？

　　张学刚：泰国于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并没有产生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整个国民心态及其文化传统，仍然带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人民依然崇拜君主的权力和权威。国王本应该是中立的，是没有实权的，但在这种传统下，他又拥有超过立宪君主权力的权力，从道德约束力和国家团结的角度，他可以要求政治人物下台——即使对方是军方人物，此时也是不能有别的选择的。

　　经济观察报：泰王的这种权力来源是什么呢？

　　张学刚：这是泰国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习惯，与宗教也有很强的关系。泰国是佛教国家，人民绝大多数信佛。佛教里讲求的就是不要过多地干预政治，讲究为人要诚信，要服从。任何朝代都会教化人民，要你服从现在的政治权力，不要造反，不要乱，要和平。不仅仅是宗教，泰国历史沿革下来的强烈的权威崇拜意识，也注定国王是必须被尊崇的。这跟

二战后的日本君主不同，日本人虽然也觉得天皇值得崇拜，但是与泰国相比要淡然很多。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天皇发表了一个称自己是人不是神的诏书，从此打破了人们对他的崇拜，而泰王仍然站在神坛上，还没有解放到这种程度。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泰国这种绝对尊崇国王的程度或许会逐步降低。

　　经济观察报：以您对泰国的了解，民众对泰王个人的“祛魅”，趋势明显吗？

　　张学刚：我以为，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泰王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历史习惯和宗教传统，还有国王的个人魅力。现在的泰王——拉玛九世泰王普密蓬的个人魅力非常突出。从拉玛五世朱拉隆功进行西化改革开始，泰国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泰国是东南亚惟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国家，包括二战当中，日本占领了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但是日本没有侵略泰国。

　　经济观察报：可是这种魅力君主的最大问题在于继承人。

　　张学刚：确实有个这个问题，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光环笼罩了他的后代。他惟一的儿子叫哇集拉隆功。我8月去泰国考察时问当地的民众，他们说“我们不喜欢这个哇集拉隆功”，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他抛弃过自己的前妻。他再婚的时候找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妻子。今年泰王登基60周年大庆时，他和他现在的妻子、女儿、前妻都走上红地毯拜寿，泰国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他们认为他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种人，他的父亲亲民，主持过很多扶贫项目，但是他自己正好相反，很少走到老百姓中间去，总是绷着面孔。泰国有人希望诗琳通公主继承王位，但她50岁了也没有结婚，可能没有继承人了，所以不太可能。泰王现在78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在他身后，如果名望一般的王储上台，威望很难镇住军方，到时候军方是否会认为自己的压力小了，一味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呢？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缺失的宪政结构

　　经济观察报：他信担任总理以后一直试图在军队安插自己的势力，但是为什么政府始终不能对军方有制约？

　　张学刚：任何一个上台的政府领导人，从维护自己政权长远安定的角度考虑，都要压制成为了独立王国的军队势力，并在其中培植自己的亲信。他信是一个精明的政治领导人，上台之初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积极安插自己的势力，包括安排他的堂兄当陆军司令——就是今天颂提的角色——后来又提拔为最高司令，2005年才退休。颂提其实也是他信上台之后提拔起来的，但与他信终归还不是一类人。

　　他信在试图控制军队的过程中，手法太过明显，引起军方的强烈反弹。他信精明、能干，但是另一方面又刚愎自用，终因经验不足，多面树敌。比如说，他在他的“票仓”泰国东北部视察时，公开说，你们这里的人好，懂得宽容，讲完又加上一句，说你们不像曼谷的人，素质低。曼谷的选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就开始反对他，他又不得不出来澄清。这样的事情很多。

　　另外，作为泰国首富，他信过于露骨地实行金钱政治。虽然泰国政党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信的金钱最充足，所以他就更喜欢用金钱，用得太过。除了他信和泰爱泰党之外，其他的党派也经常使用金钱，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很难避免。美国也有政治捐献，但是他们明确规定捐献额不能超过多少，必须在哪里捐献等等，否则就是贿赂。而像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是民主化初期，还没有完善到那种程度。

　　他信腐败不是个别的现象，一大批政客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普遍存在并不就是合法存在的理由。毕竟贪污腐败、暗箱操作都是坏事。所以他最后招致了各方的不满，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当反对党、军方以至泰王联合起来反他信，他信就只能下台。但是他信下台之后，剩下的这三派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军方其实有着自己的利益考虑。

　　经济观察报：泰国军方此次表现很克制，但是外界还是很担心。很少有人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推翻政府是恰当的。

　　张学刚：泰国的国家权力机构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王是最高的，在国王下面，法院、军队、政府是并立的，这与一般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军队和政府是平等的，政府执政不好，军队就把它推翻，有什么就到泰王面前去评理，只要泰王支持就行。直到现在这种结构还是没有变。如今政变之后甚至更加强化了军队的势力。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泰国的立法机构不在你刚才说的权力制衡机构里？

　　张学刚：泰国的议会是个大问题，每次选举都有党派之间的利益争夺，反而给了军方一个借口，议会里有各种声音，像一个无效辩论的社团，无法形成制约政府的集合体。这也是他信政府这么强势的一个原因。

　　经济观察报：那司法机构呢？如果司法机构不能以独立、权威的形象出现的话，人们会怀疑对他信的审判的公正性。

　　张学刚：司法部门也是在泰王的指挥下，泰王说这个事让司法部门来解决吧，司法部门就开始起诉，判决大选无效，开始起诉5个政党舞弊。目前的这个权力结构是各方斗争的结果。

　　泰国民主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泰国社会过去的政治运动——包括学生运动、左翼运动——容易激进、极端，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在慢慢形成，社会弹性更大，您如何看待泰国社会的变化？

　　张学刚：这15年来，泰国社会变化很大，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非政府组织发展也很迅速。当反他信的人民民主联盟领导人林明达组织街头示威时，支持他信的泰国北部农民开着拖拉机进城在自己的地盘示威，但是两派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他信保持了应有的克制。甚至，当示威的人群围住总理府，以致他信没有办法召开泰王登基大典的筹备会时，他只能到外交部召开筹备会。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他信还是忍了。现在的泰国社会更加开放、宽容，政治人物也更加开明、温和，泰国军方也比较克制，这是泰国民主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泰国军人赶走了一个滥用权力的政府首脑，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采取的是极端的军事政变手段，两下平衡，我们应如何看待泰国的民主质量？

　　张学刚：泰国一些学者的看法是，人们不了解泰国社会，抽象谈论民主，不符合泰国复杂的国情。从1992年泰国推行民主改革以来，民主的负面影响也发酵了，他信的泰爱泰党、反他信的民主联盟之间一派恶斗，使得政局不稳，原本10月要大选，后来推迟到11月，大选可能还是他信上台，反对派则毫不妥协，还要举行示威。这样，民主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支持他信的农民一派，把他信看作天使，曼谷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这一派，则认为他信是一个恶魔。这两拨人把国家分裂了。这种民主不是好民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强力派打破这种僵局，重新洗牌，恢复秩序，重新选举。

　　经济观察报：泰国人认为军事政变实际上是改变了这种坏民主的状态？

　　张学刚：有泰国学者说，这次政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泰国向健康的民主制度发展。以前的民主发生了癌变，民主的内涵不是恶斗，而是妥协。必须要打破过去的这种局面，虽然好像坦克开过来了，军队来了，其实是打破了糟糕的局面，使得民主能够真正走上正轨。

　　经济观察报：你也认同这种观点？

　　张学刚：我不敢说支持，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经济观察报：泰国的法学家阿南认为，1997年宪法是泰国有史以来水平最高的一部宪法，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隐患，最重要的是：总理的权力过大，不能得到监督，还有贿选的问题，未来的新宪法会是什么样的呢？

　　张学刚：1997年宪法，泰国学者包括民间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宪法，但是同样有很多缺陷，特别是容易形成一股独大。当时宪法是在前一届政府主导下制定的，他们想让自己的党派持续领导下去，但是选举的时候被选下去了，他信的泰爱泰党上来了。

　　在这次宪法修改过程中，我觉得他们肯定要注意维护泰王的利益，还要兼顾不同党派、兼顾公平等等。也会吸取以前的一些教训，加强监督，限制强势领导人任意作为，尽力减少金钱政治。此外还包括政党和解的问题，我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政治和解与朝野和解。

　　经济观察报：修宪过程的公开、透明对于政治和解很关键。

　　张学刚：修宪的过程肯定应该公正、公开、透明，这个一定要注意。修宪是非常艰巨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又会爆发出来。他信虽然下去了，但是他的党派还存在，是否要解散？另外还有别的党之间的利益争夺，还有很多矛盾。

　　经济观察报：他信敢不敢回来，军方让不让他回来，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张学刚：前景不乐观。颂提在政变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对那些犯罪的人都要调查，而且已经开始调查他信了。要使这次政变合法化，也必须展开调查，否则你说他信腐败，但是缺乏证据啊。只有调查才能证明自己。一旦调查，他信肯定要面临起诉，他不可能回来了。

　　许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在台上的时候还好，下台后，前总理前总统都被逮捕了。他信在这方面早已做了很多准备。

　　经济观察报：清除了强势人物，是不是对泰国的民主建设有益呢？

　　张学刚：这个真是不好说，如果说清除一个比较强力的部门，会有一些好处，但是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推行一些国家经济政策，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顺利。他信政府推行发展政策的效率高，国家经济有了很大的起色，如果换了一个比较弱的政府，权力结构相对稳固平衡了，但在政策推行、政令畅通这方面未必就好。虽然新的政府领导人会延续他信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是他未必有他信那样的管理才能，未必就能取得他信那样的好政绩。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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