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谁来为弱势群体游说

　　袁剑

　　现在谈起游说,我们大概已经很难想起苏张当初的合纵连横了,而更多的可能在谈论这个词的英文含义:lobby。lobby的原意是指议会里的走廊。早期,由于商人们总是赶在议会开会前抓紧游说议员,久而久之,lobby也就转换成了游说之意。相应地,说客成了lobbyist,而所谓院外活动也就成了lobbying。

　　我兀自揣测,美国人在最早使用游说这个词的时候,大概也是语带不屑,充满贬义。这似乎并不奇怪。无论中外,人们对于那种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活动,从来就抱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遑论那种因为个人或集团利益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活动了。恐惧源于未知,人们对游说活动的恐惧也同样植根于此。有利益分殊,就会有因为利益而起的游说,换句话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无法避免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游说活动。所以,消除人们对游说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游说活动透明化、法治化,让其尽可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如其不然,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大概就在所难免了。而人们对游说的恐惧也就可能变成真实的噩梦。正是因为这种原因,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颁布了各种游说法规,并制定了事无巨细的数量标准(比如,请客吃饭或者喝咖啡不能超过50美元,一年在同一游说对象的花费不能超过100美元,请人打高尔夫门票不能超过99美元等等)。但即便如此,号称对付游说最有办法的美国还是间或爆出游说丑闻,难以完全消除游说中的暗箱操作。2004年3月由《华盛顿邮报》率先爆出阿伯拉默夫的游说丑闻便是最新的一例。此公号称美国游说业教父,手眼通天,但最后还是因为印第安族部落赌场游说案而锒铛入狱。看来,一向奉经验主义为圭臬的美国人也一直秉持“不求完美,只求改进”的态度来对付游说问题。

　　在美国,有游说大本营之称的华盛顿K街,据称云集了专业游说公司3700多家,说客8200多人。加上其他的辅助人员,大大小小的游说人员可达5万人之巨。这个数字大致占到了华盛顿人口总数的5%左右。美国游说业之兴旺繁荣,由此可见一斑。中国虽然没有正式的游说产业,也缺乏正式的统计数字,但以人们的耳闻目睹,中国以游说为目的的各种公关活动之兴盛,恐怕丝毫也不亚于美国,而参与其中的人数、涉及的金额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产业规模,恐怕更要远远超过美国。事实上,国人耳熟能详的所谓“跑步(部)前(钱)进”即是典型的游说活动。如果说中国的游说活动与美国的游说活动有什么区别的话,答案可能是:中国的游说活动比美国更不透明,更缺乏法治。其符合逻辑的后果则必然是:中国游说业中所潜藏的官员腐败及商业贿赂比美国更胜一筹。

　　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分殊的差别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言者必然要通过各种游说活动来争取本集团的利益,并与其他集团展开有时候甚至是格外激烈的博弈。这一点,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猜测,而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从

　　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无论在财力上,还是人脉上,都已经积累了强大的游说能力。这与中国大量弱势群体无人代言的窘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只有强势利益集团在游说,而任由弱势集团无人也无钱游说的现状持续下去,中国社会的分化鸿沟势必进一步拉大。这对于一个转型社会而言,绝非福音。所以,除了尽快将中国的各种游说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促使其透明化、规范化之外,如何在利益纷纭的今日中国,让弱势群体有自己的代言人,恐怕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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