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观

　　对幸福进行量化，将会遇到类似“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边沁式测量难题。但关注幸福无疑比关注GDP要更直抵人心，笔者以为，这一提法与转变政府职能遥相呼应。

　　恰如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21日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的，转变政府职能，其第一层含义自然是为了降低过高的投资率，驯服其过度奔放的GDP冲动，然而更深刻的含义却是政府在重构自身与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为社会释放出更多的空间，并因此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能给公民带来安全、公正与健康的领域来。

　　政府不“侵入”公民个人的灵魂领域，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但个人的幸福与否，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政府可以提高公民幸福感的路径有两部分：一是提供一个公正的可持续的生存秩序，另外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个体。相对而言，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因为真正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会主动地反思和改善他生活于其中的秩序与规则。在中国古代，他们是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阶层”，而在现代，则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每一个公民。

　　关键在于，政府愿意提供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前段时间关于“孟母堂”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尖锐的案例。其背后的涵义是：在现代社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可欲的、幸福的？而这，恐怕也是意图增加国民幸福感，而又掌握着教育大权的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周木夏/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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