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红之后

　　特约评论员 杨涛

　　关于国企分红的讨论已经持续很久了，各方都对此表达了不同角度的看法。在为什么需要分红方面，争论者主要是研究人员，代表性观点有国企过度留存收益带来过度扩张、需以此明确政府与国企的权责关系等。而在怎样分红方面，主导争论的主要是相关监管部门，尤其是财政部和国资委关于“向谁分红”的不同看法。

　　到5月底，据报道，财政部与国资委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协商形成了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框架主体，以前有争议的国企红利收缴方式和去向，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至此，沸沸扬扬的国企分红之争似乎可以告一段落，除了国企自身，各方都获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此后，讨论的热点程度明显有所下降，国企分红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国资经营预算走上轨道也是指日可待。

　　如今，据称对央企逐渐明确了部分红利上缴国资委，用于国企改制、国有经济结构调整，部分则上缴

财政部，以补充社保基金预算和公共财政预算，料想地方国企也会遵循这样的分红规则。然而，回想当初多数人支持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部分资金掌握在国企手里，不能体现效率和公平，应用于全民利益。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担忧，央企分红之后能否真正用之于民呢？

　　在

审计署近日发布的中央部委2005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中，国资委出现下属单位挪用国家建设资金960万元，财政部的700亿元专项转移支付管理非常混乱。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政府部门在很多方面还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而在部门利益目标与公共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偏差之处。那么，在巨额的国企利润分到主管部门手里之后，显然还需要一些配套制度。

　　国资预算也讨论多年了，一直形同虚设，这次能否保障国企分红真正用于全民利益，关键在于国资预算规则能否有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财政部用于公共支出的分红，还是国资委用于国企改革的分红，都需要具体的制度保障。起码有两方面，一是国资预算真正受到立法约束，由人大进行审议和监督，二是年度预算的分红用途宜“细”不宜“粗”，比如明确指定用于特定社保项目支出、国企改制的某项成本负担等。

　　此外，也许更需要担忧的是地方国企的分红机制问题。相比较地方政府预算管理而言，中央部门的规范性要让人更加放心。众所周知，快速城市化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资金需求，政绩理念也迫使地方想尽办法筹集资金搞建设。在今年“打捆贷款”叫停、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管理等措施实施后，地方政府缺乏持续城建资金来源的情况更严重。在此情况下，地方国企的利润转移到政府手里，恐怕更需要一定的预算约束。

　　无论如何，国企分红都是要进行的，而分红之后的资金运用保障，应该是此时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反过来看，以国企分红为契机，也许不仅能促进国资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也能够使各级政府的公共性真正提高，这都需要立法、审计、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对“分红之后”的关注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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