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权力优先逻辑下的官愈大信用愈高

　　“副处级(含)以上职位”与“30万元循环授信额度”，这看似无关的两个命题却被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其山东、河北等部分分行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能贷10万元。(《新闻晨报》9月18日)

　　这种“官愈大信用愈高”的操作理念，分明透露着一种权力的优先意识，让公众领略到权力傲慢和偏见的同时，只能滋生反感情绪。

　　当下，这种权力优先的逻辑在现实中并不少见，针对官员的优惠措施层出不穷，公众对“赴藏首发车”成“官员专列”的反问就是对权力优先的质疑，有些地方出台的政策竟成了对官员的“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权力优先的逻辑正在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在各个阶层的不公平感都在增强，相对剥夺感成为公众潜在的社会心理，落后的利益补偿机制导致利益损害现象增加，而权力优先逻辑加剧了这一不合理现象，并且最终形成了权利的不均衡分布。

　　其次，权力优先逻辑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阶层的目标和话语正在逐步分道扬镳，并且各自的价值取向、发言权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落差，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在这种状况下，权力优先逻辑不但导致公众共识的可能性在下降，而且会成为引发社会信任危机的导火线。

　　最后，权力优先逻辑容易引发认同危机。权力优先逻辑下，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侵害公共利益和其他群体、阶层的利益，导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如此以来，就会对社会和政府产生非认同感。

　　更重要的是，权力优先逻辑在增加公众不安全感的同时可能诱发社会风险。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而权力优先逻辑增加了消除社会安全隐患的难度，诱发和加剧社会风险。

　　在看到权力优先逻辑下的“官愈大信用愈高”，让人不安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权力优先逻辑的实质是权利失衡，看到权力优先逻辑的背后弥漫着一种社会资源、政策和财富向权力阶层倾斜的趋势。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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