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热的背后：投资与信贷博弈

　　本报记者 戴磊

　　在市场经济下，投资就是一阵风，几十年解决问题，它不应该稳步增长。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解决了吃和穿的问题，其标志是粮票和布票的取消。现在摆上桌面的是住和行。所以，我们看到，交通设施跟不上，居民住房条件急需改善。

　　和解决吃穿不一样，解决住行不靠种地，靠的是钢筋水泥。这对投资需求大，且全是固定资产。需要明确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大正是这一阶段的特点。我预计，较彻底的解决住行问题至少要花三十年。

　　所以，产生大量有供给的需求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戴磊

　　特邀嘉宾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 刘慧勇

　　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在一片“火热”的惊叹声中出炉。尽管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但投资的迅猛增长令众多专家学者担忧：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是贷款发放的快速增长：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4%，这让2006年的贷款计划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银行放贷过多，直接造成了投资规模的迅速膨胀——这样的联系似乎“显而易见”。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遏制银行的放贷冲动，投资增速过快这一“顽疾”便能根除。其中道理真的如此简单吗？

　　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投资，把其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并不妥当。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消费机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的结果，在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信贷是否会拉动投资？如何正确看待投资？针对这两种说法，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从数字上看，投资和信贷都有快速增长，他们之间存在谁拉动谁的关系吗？

　　刘慧勇：投资和信贷不是坐在自行车上的两个人，前座的掌把蹬车，带动后座的前进。他们更像是坐在飞机上的两个乘客，行驶的速度和方向相同，带动他们的其实是另外一样东西——引擎。

　　投资和信贷间不存在谁拉动谁的关系，带动他们增长的引擎是需求，且是有供给的需求。

　　记者：请您具体分析一下需求是如何拉动投资的。

　　刘慧勇：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三，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投资的作用最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在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上的需求很大，但一直没有得到满足。举例来说，北京2008年要承办奥运会，厕所数量就不够，地铁建设也跟不上。铁路方面，和国外相比，美国十九世纪一年能建10000公里铁路，而我国五年规划才建8000公里。

　　此外，我们的医院、学校等等都不够，所谓投资“多”只是体现在统计上，客观上看，很多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拉动了投资的增长。

　　另外，我国建设水平低、工程质量差也是一个弊端。比如城市自来水，质量不高，标准低，需要反复重建自来水厂。再比如住宅，长期供应小户型，使得有、无房者都要买房。长期以来，“凑合对付”的思想占了主流，质量低必然导致推倒重建，这种需求是投资增长的另一个动力。其实，这是一种控制投资的思想，它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危害。

　　记者：刚才您谈的是公共建设方面的投资，那么企业扩大生产方面呢？

　　刘慧勇：企业的投资同样是因为他们存在有供给的需求，也就是利润。中国企业不分红，工资标准低，导致企业利润相对高，所以他们愿意投资。投资能挣钱，这是强大的推动力。

　　记者：那么银行方面呢？拉动它发放贷款的需求体现在哪里？

　　刘慧勇：上面提到，公共设施建设和企业扩大再生产都需要资金，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自己解决，所以他们要求助银行。而银行的供给也有需求。经过重组改制后，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有了发放贷款的根据。

　　记者：您认为是有供给的需求拉动了信贷。那您如何评价信贷拉动投资这一种说法。

　　刘慧勇：这种说法不可靠。如果单纯是银行要求放贷，企业接受的话，那么后者的负债率必然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企业总负债中借款的比重并没有提高，这说明企业赚钱了。拉动投资的就是有供给的需求。

　　记者：为什么投资需求集中体现在近几年呢？

　　刘慧勇：需求有它的特点，开始阶段特别大。如果有了最终需求，起初便会要求巨大的投资。比如上面提到的铁路建设。美国在十九世纪“疯狂”建设铁路，可一旦铁路网遍布全国，这方面再也无需投资。如果北京的地铁能够一步到位，那么这种投资便会迅速消失；如果住宅建设能够高标准高质量，中国也不会成为世界上“最爱”拆房的国家。

　　在市场经济下，投资就是一阵风，几十年解决问题，它不应该稳步增长。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解决了吃和穿的问题，其标志是粮票和布票的取消。现在摆上桌面的是住和行。所以，我们看到，交通设施跟不上，居民住房条件急需改善。

　　和解决吃穿不一样，解决住行不靠种地，靠的是钢筋水泥。这对投资需求大，且全是固定资产。需要明确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大正是这一阶段的特点。我预计，较彻底的解决住行问题至少要花三十年。

　　所以，产生大量有供给的需求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记者：上半年毕竟有4237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您如何评价大规模和高增速？

　　刘慧勇：这种增值规模既然实现了，就没有必要彻底否定。如此大的需求能够满足是一件好事，是国力的象征。但不是每一次投资都是合理的，我们要做的是把不合理的投资变成学校的校舍，北京的地铁。不能否定总量，而是进行结构调整，摒弃那些低标准和重复建设。很多时候，一步到位的投资其实是一种节约。

　　对于企业的投资冲动，最重要的是靠市场解决，不合理的会被市场淘汰。简单地不让新项目上马很可能是对旧事物的保护，究竟是不是过剩，留待市场给出答案。

　　记者：那对于银行而言，流动性充裕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刘慧勇：《巴赛尔协议》对银行有了资本制约。股改后银行资本实力上升，有了供给能力，这是一件好事，应当充分利用。现在银行钱多，政府可以拿来用，中央发行国债，地方发行市政债，把多余的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共事业需要。

　　记者：关于社会上对于投资增长过快的争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刘慧勇：在需求得到满足后，打击供给是可以的。目前我们没到这个阶段，所以结构调整最重要。很多人在观念上对投资有偏见，而谈及消费都是合理的，一味地鼓励消费。难道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也是合理消费？事实上，投资和消费都存在结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合理的投资和消费，不合理的坚决摒弃。

　　哪些方面最需要投资和消费？医疗、教育、住房、出行……要解决这类问题，一是合理投资，二是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5月26日关于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的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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