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各大部位能够为当前的经济过热降温吗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秋风

　　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最近撰文称，土地管理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宏观调控。

　　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依照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切实控制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布局、结构和时序，真正管住建设用地总量，落实国家宏观调控要求。第二，土地政策必须与区域、产业发展等政策协调配合。在调整土地出让收益使用范围、明确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等方面，不仅要考虑耕地保护，而且要考虑产业结构的优化、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这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又多了一样政策工具。

　　宏观经济学论证了政府为稳定经济而单独或综合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能性。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暂时不去管它。但这两者确实是政府仅用的两大政策工具。比如，过去两年，美国面临经济过热，尤其是

房地产市场偏热。在对治此病的过程中忙碌的只有美联储。至于整个美国政府，从国会到行政当局，都跟没事人似的。更加有趣的是，美联储甚至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独立机构”(agency)，总统、国会都很难影响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策。

　　回头再看大洋彼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稳定经济”变成了贩夫走卒都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而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在参与宏观调控。比如，抑制房地产投资热的文件，就有八九个部门联署。

　　当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掌握在国家计委，即现在的国家发改委手中，它掌握着产业政策，控制着重大投资审批权。它通过这两项权力对企业的投资施加影响。现在看起来，土地政策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在这两者之后，才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另外，环保政策、房地产政策也都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因而，相关部委在宏观调控中也十分活跃。

　　与健全市场国家相比，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十分繁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参与宏观调控？显然这是因为，决策者相信，这些部门的管制权力可以对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消费行为、对要素的供应等决定宏观经济的核心因素产生直接影响。比如，国家发改委可以决定关闭哪类企业，建设部可以通过行政系统管制每个房地产商开发的每栋楼宇的产品结构，如此等等。因此，各个部门齐上阵，就可以发挥较迅速的作用。

　　然而，假如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时候需要这些部门出手浇水，而且，这些部门也确实都从家里端来了水，那么，反过来讲，经济过热是否正是这些部门有意促成的，或者是由于他们没有尽职而导致的？比如，重大项目是要经过审批的，那么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不是因为现在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未能有效地履行其审批之责？土地供应亦如是。

　　当然，这里立刻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关管制权力的划分。地方政府普遍倾向于扩张性政策：放松投资审批门槛、大批廉价供应工业用地、放松环保标准。为此，甚至不惜与企业合谋，规避中央政府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土地政策或环保政策。而对此，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缺乏必要的手段来维护自身政策的权威性。但是，一旦到了经济过热已经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决策层将抑制经济过热放在较重要议事日程上，这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就获得了维护其政策权威性的必要“势能”，可以一举将地方政府的权力——不管是法定，还是僭取的，上收到自己手中。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管制经济的权力上移的过程。看起来似乎合乎逻辑：这种权力在地方政府手中促成了投资过热；那现在要抑制投资过热，就得把这种权力转移到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手中。

　　然而，借助中央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来抑制投资过热，其长期效果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种行政调控需要依赖地方政府之执行意愿。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如此循环性转移，不能改变政府权力控制经济的基本格局，某些部门的管制权力甚至膨胀了。这是否可取？

　　

中国经济健全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来回转移，而是需要改变权力的性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让企业获得充分的自由，让要素由市场来配置。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能够不受长官意志的控制，实现“自然的增长”，而维持经济体稳定的责任，也就不会泛化，压到政府各个部门，压到各级政府身上。有人奢谈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多高，照我看，到了宏观经济稳定只是中央银行的事情的那一天，中国才算基本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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