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试验当以制度创新为主

　　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

　　近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滨海新区将如何通过国家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入驻，从而建成北方金融中心？

　　然而，我们认为，与建成金融中心这样的宏大构想比起来，在现阶段，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更多应以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为主。

　　作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中国第三个金融改革试点区，总结前两个试点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为新的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确定一个准确的方向。

　　在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试点的主角是深圳，主要措施是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设立新的金融机构，以探索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出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企业出资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公开募股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企业创办的保险公司等众多“业内第一”都先后在深圳设立。20年过去了，没有行政级别、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招商银行和

平安保险都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

南方证券已经破产，深发展已经被外资接管。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有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地方政府干预下的金融机构很难做好，这是深圳金融试验的主要结论和教训。

　　1990年代以来，金融改革的主角是上海，主要表现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以及最近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众多交易机构的设立，以及率先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上海金融改革的主基调是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因此上海获得的交易机构牌照大多是垄断金融资源。除此之外，上海金融业过去10多年的发展中，制度创新和制度试验的内容很少。并且地方政府通过“管干部”的模式，还牢牢控制着多家市属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更应该是市场化的主体。

　　从国家对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定位来看，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四项重点工作中，金融改革和创新又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要求“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先行先试”。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茅所指出的，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更多的是要依靠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用新思路破解发展过程中的难题，用新举措拓展各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中央给予天津新的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的试验或试点，主要目的是为了把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由点到面；而一旦失败也可让其他地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再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增设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包括产业基金、综合经营试点等等，固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我们以为，创新更重要的内容是进行制度试验，包括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试验、公司治理改革试验等等。比如：新的金融机构不设所有制门槛，改行业准入的批准制为审核制；允许外资或者民营企业绝对控股当地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彻底取消对当地金融企业的人事干预；在公司治理上面，让当地金融机构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超过50%；真正实现董事会对高管层的任命；等等。

　　中国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举国上下最关注的是国内金融机构能否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我们认为，竞争的关键不在于多设立几类的金融机构，而在于那些现在问题依然不少、改革尚未全部到位的国内金融机构，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增强

竞争力，而这些改革更应当是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金融改革试验创新基地恰恰应当为这种变革提供镜鉴。

　　因此，衡量未来金融改革试验区创新的成效，并不在于它是否成为了北方的金融中心，并不在于金融机构门类有多齐全、实力有多强大，而在于试验区能够产生多少教训和经验，从而为将来的中国金融体制全面改革所汲取和借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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