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给中国的份额还是太少

　　张明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授意下，IMF的援助已经和“华盛顿共识”捆绑在一起，成了西方世界推广“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具

　　如果我们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比作一家股份公司，认缴份额(Quotas)就相当于各股东的出资份额，并决定着各国在IMF中的投票权。然而与股份公司不同的是，IMF的“股东”不能随意“增持”份额，而必须由IMF执行董事会提交计划给IMF理事会批准。

　　IMF在本周召开的执行董事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给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增加的认缴份额。

　　制度的先天不足

　　从原则上讲，一个成员国的认缴份额，应该由该国的经济地位决定。决定因素包括GDP、经常账户交易和官方

　　比如，中国的名义GDP要相当于比利时的6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更是要大上比利时20倍，但比利时都拥有2.16%认缴份额，偌大的中国也不过2.98%。

　　一个普遍共识是，IMF认缴份额的分配过于向欧洲小国们倾斜，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则被明显边缘化。

　　这个认缴份额的分配格局，大体上是在IMF成立之初形成的。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在战后迅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其在IMF的认缴份额，但是IMF调整认缴份额的步伐却是相当缓慢的。

　　因为任何改革的最大阻力总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破坏，IMF对缴款份额分配的改革之所以进展迟缓，就是因为欧美既得利益集团拒绝作出让步。

　　功能的后天之弊

　　与IMF同时产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就分崩裂析了，但IMF还是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谁掌握了IMF的投票权，谁就在决定国际金融格局的现状和走向方面占据了先机。

　　例如，IMF的一大功能是向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提供贷款援助。当成员国遭受外生性冲击而面临国际收支逆差和本币严重贬值压力时，如果IMF能提供足够快和足够多的援助，就能通过改善该国的资本项目而缓解国际收支逆差和本币贬值压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但是，任何制度都是非中性的，IMF也不例外。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授意下，IMF的援助已经和“华盛顿共识”捆绑在一起，成了西方世界推广“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具。

　　IMF的贷款具有苛刻的条件性，往往要求受援助国实施更深程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更广地开放市场，并且实施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和韩国等为了接受IMF的贷款，被迫实施财政与货币紧缩，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外部平衡，国内经济却遭受了重创。

　　中国不需要援助

　　由于投票权分配严重不公，使得IMF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对IMF的态度已经普遍从信赖转为怀疑。

　　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10个国家在最近几年纷纷提前还清了IMF的贷款。目前IMF的贷款总额只有350亿美元，达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

　　在这种压力下，外部要求IMF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IMF内部也开始反思和行动。这次提高

　　但1999年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现在外汇储备已经逼近一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从近期和中期来看，中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相当小，因此并不希罕IMF的那点贷款援助。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也根本就没向IMF借过一分钱。

　　此外，IMF提供技术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最不发达国家，中国也不在此范围之内。

　　但这绝不意味着IMF对中国不再重要。作为一个希望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必须从一个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主动改造者。

　　改革需要中国

　　为了在国际金融领域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必须用两条腿走路：一是另起炉灶，例如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签订的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亚洲货币单位等区域货币合作；另一条是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拓展自己的空间。

　　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应对IMF的改革，力图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认缴份额。只有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足够的投票权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将IMF的援助和苛刻的条件脱钩，使得IMF真正成为成员国发生危机时可信赖的救援机构，从而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秩序。

　　本次给中国等四国增加了1.8%的认缴份额，这远远不够，中国应该和发展中国家更加紧密地合作，进一步要求增加份额。

　　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全球金融秩序的、迅速崛起的大国，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应对IMF的基本态度，那就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对IMF施加影响，而不是受IMF的左右。

　　也正是因为已不再需要IMF的贷款，中国在IMF改革问题上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时也才更加主动、更有底气。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博士，文章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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