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需增加前瞻性

　　有更多迹象显示，不断上扬的房价没有被有效遏制。在近期，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说，今年上半年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尚未获根本解决，他们将继续完善市场调控，努力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从今年5月开始，政府不仅改进和调整了调控目标，而且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就此而言，调控部门是下了决心的，可即使是在严厉整肃手段下，房屋价格和投资规模为何仍然走在上升通道中呢？

　　两年前，中央之所以对房地产市场启动调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引导和规范好市场，人为地使住房市场承担起了吸引资金、拉动发展的产业角色。凭资金实力说话、凭物质基础入市，以致最后完全变成了资金流量密集、资本规模过大的投资领域，造成了结构性矛盾，威胁到整体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此种情况从本世纪开端就愈演愈烈，2003年达到一个高潮。持续五年的高增长、高通胀局面，促使中央作出调控决定，但执行部门显然都有消极情绪，随之而来的就是显性或隐性抵制，一些地方或部门不是公然维持原有市场走势，就是在执行政策时有意偏颇，以达到削弱和异化调控力度。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最初的调控方向是不清晰的，用力也是不够的，带有投石问路的痕迹。而且这时启动的调控，本身已经有其滞后性，开发投资规模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结构性矛盾已经呈现。

　　进入今年，调整结构性失衡成为主要方向，围绕着核心的供需矛盾问题，政府着手制定了一系列的新举措，试图将恶性走势从根本上控制住。尽管这些举措都有着立竿见影、一针见血的效应，但在启用时间上无可避免存在滞后性，并且不及时。

　　例如对于外资的管制，如果在启动调控之初就能够及时地出台相应严格的限制性疏导措施，那么近两年的调控就不大可能会出现那种压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一方面国内投机和投资金钱被严重打压，一方面外资又不断涌入，从而使局部市场产生恐慌，不断引发跟进入市的形势以致抬升

　　再如保障类住房，今年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方面展开的，但这工作未免做得有些晚。经过20来年的挤兑,人们只知有

　　此外还有问责制的推行。经验显示，任何措施想行之有效都应由强硬的问责机制加以保证，这是今年政策的一大亮点。但在此之前，我们过多地强调并寄希望于各执行主体(也是利益主体)保持高度觉悟和自觉自愿。

　　此类决策滞后性现象很难一一言尽，但显而易见，正是这多重滞后性，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收缩开发投资规模的工作错过了最佳时机。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强调决策的前瞻性，在于前瞻及时的决策能够将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化解在最小范围，避免久拖不决积重难返，减少更大的周期成本。

　　当前，尽管调控措施频频出炉，但因其滞后性，已很难对人心理产生最初那种一击即溃的效应，更多时候，人们只是经过简短观望即放开手脚了。长此以往，政策的强化效应会受影响，市场的漠视心理会越来越浓，由此可能出现政策失灵和空转的情况，这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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