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让GDP中心成为财富中心

　　袁剑

　　如果我们确信,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那么,以下故事将继续重演: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

　　迄今为止,比较可靠的历史证实,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曾经发生了如下历史性的地理迁移:从威尼斯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资本交易和金融中心的转移。交易中心与资本主义中心这种如影相随的历史耦合,不禁使人猜测,是不是金融及交易中心的转移推动了资本主义中心的转移？

　　所谓交易和金融中心,实际上就是定价中心,就是财富及资源配置中心。谁掌握了这个中心,谁就占据了商业权力的最高点,谁也就占据财富分配的最顶层。这个冷峻的逻辑虽然与我们对资本主义普遍富裕的想象不同,但可能却是历史的真实。于是我们就看到,当交易及金融中心由

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也就由荷兰到英国,由英国到美国。金融中心走到哪里,就把商业的最高权力带到哪里,繁荣也就跟到哪里。

　　有中心就有边缘。相对于中心地区的繁荣和飞快的财富积累,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命运恐怕就要不测得多。这种关系就像中国西部之于北京、之于上海。同为资本主义,同为市场经济,但边缘地带并不必然紧跟中心的繁荣而繁荣,富裕而富裕。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史中看得非常清楚,更在中国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中普遍观察到了。如果我们将美国看作当今资本主义的中心及顶层的话,那么很不幸,中国可能恰恰处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和底层。世界工厂(这是近年来对中国的又一美誉)在全球价值链底端苦苦挣扎的尴尬现状,其实就是中国这种底层和边缘地位的最好写照。

　　在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了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大多数人都确信,全球的经济重心尤其是制造业重心向东亚转移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但是我们也许有必要记住,生产中心并不是财富中心。全球财富的分配中心仍然在华尔街,仍然在纽交所,仍然在纳斯达克。在一个货币自由流动的时代,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汇聚于华尔街,经过华尔街的金融魔术师之手,再猎鹰般地在全球寻找投机和投资机会。

　　这不仅仅是一个高效的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也同样是一个高效的财富再分配过程。撇开其他因素不论,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她拥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拥有一个具有巨大吸附力和伟大想像力的金融中心。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最为致命的缺陷。讽刺的是,东亚以及中国却被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模范生。

　　从1978年开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GDP增长纪录,但其财富增长却远远落后。如果我们将中国的GDP增长称作中国奇迹的话,那么其GDP增长与财富增长之间的背离可能是另外一个“中国奇迹”。而制造后一个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中国虽然毫无保留地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却完全丧失了定价权,丧失了全球财富分配游戏中的话语权。没有人怀疑,赢得这种权力需要太多因素的支持,但同样没有人怀疑,强大的金融权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没有这种权力,中国就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乡村,至多可能是这个体系中的“乡镇企业”。

　　那么,在中国——这个全球体系中最新膨胀起来的GDP重镇,有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中心吗？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壮大,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金融却羸弱不堪,更不用说在这个新兴增长地区同步建立一个所谓金融中心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上海都一直将“亚太金融中心”作为这个城市的战略定位,但现在看来,在一个对金融实施了最严厉垄断的国家,这可能仅仅是具有

幽默意味的一厢情愿。中国

证券交易所日趋边缘化的地位可资佐证。中国的战略制定者们似乎并不明白,金融中心并不仅仅意味着最现代的技术设备,而必须以最严肃的法治,最开放的文化,最民主的精神作为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个新的GDP中心与新的金融中心的距离仍然相当遥远。如此,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就可能仅仅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GDP中心,是一个听命于遥远华尔街的生产车间。

　　并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多数人)都认同我们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的二分视野,但征诸历史和现实,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仍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基于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金融在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作用。金融中心,不仅仅意味着交易中心,而且意味着定价中心,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参与规则制定时的博弈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它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创新中心。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中,这种创新中心可能是经济竞争力最核心的部分。纳斯达克对新经济的塑造和推动作用,就是一个明证。本期封面文章“争夺交易所”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一主题在中国的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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