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国企分红分给谁 能找到正确主体吗

　　凌建平 祝裕 每日经济新闻

    亚行报告称中国国企未对国家分红 助长投资过热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针对中国的投资过热，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国有企业普遍自留利润用于再投资，其实助长了投资过热，国企应考虑向大股东———国家———分红。

　　亚行发布的《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版》报告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影响还不明显，除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有时不一致外，新开工项目的资金来源也已多元化，企业自身留存的利润越来越成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这在国企方面尤为突出。而有关媒体也报道说，财政部和国资委已达成一致，由财政部负责编制总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负责编制166户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前国资委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具体方案，有望年内出台。

　　那么，国企向国家分红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呢？

　　大众评判台

　　励先生：法律有缺陷，为时尚早

　　给国家分红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上难度颇大。所有权人是谁并不明确，法律制度上有缺失。目前，我国的财政和金融依然紧密结合，给国家分红这个思路固然很好，但现在执行还为时过早。

　　时先生：可采用试点摸索经验

　　关于央企利润去哪儿的问题，我真不是太明白。我只能说，作为企业，利润向股东分红是天经地义的事。央企95%的利润由排名前40位的企业创造，管好这前40家，就能管好国企分红的事，所以国资委可以先试点啊。

　　吕国新：国家有权利分得利润并造福公众

　　我觉得时机早就成熟了。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谁投资谁受益，这是市场经济铁律。国营企业国家所有，国家有权利分得利润，并将这部分利润作为公共支出，造福公众。

　　曹中铭：国家投资也需要回报

　　国企是国家的，也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许多国企这么多年主要是在行政庇护下才有较大发展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理应获得分红，将税后利润全部留在企业的做法应该“寿终正寝”了。

　　许立平：利润转向公共财政资源任重道远

　　国有企业为国家所有，国家拥有作为所有权的一种体现方式的收益权勿庸置疑。但解决该项权利的归属问题的同时，必然要承受众多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压力，面临不少技术上的操作难题：国企分红该上缴财政部还是国资委？上缴多大比例才不至于影响企业的发展？怎样科学量化？由谁来监管？

　　如果争论和方案依然围绕部门本位的权力与利益来开展，那么这部分利润向公共财政资源的转化将任重而道远。

　　赵文斌：国企分红应从收益第一天就开始

　　国企深化改革进行到今天，一直未能解决好股东问题。表面上看国家是国企的股东，国资委是其代表机构，但国企利润不上缴财政部，如何体现这一股东的存在呢？至于必要的再投资、管理和调整费用，应以预算、审批的方式取得，收支两条线的原则不能突破。

　　◆沸点特稿

　　“国企分红”的三重谬误

　　李华芳

　　我认为亚行此次发布的是华而不实的取宠报告，让人非常疑惑。理由如下：

　　其一，国企性质未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维迎与周其仁等就在《经济研究》上讨论过国企的性质问题。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另一种说法，按照周其仁的说法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民所有制企业就再不被提及，但不被提及不意味着全民所有的事实会有所改变。这就意味着“国企”这一称呼实际上并不确切，国家的行政机构是一个代理的角色，而国资委与财政部是代理机构的分支机构而已。所以亚行认为国企要向国家分红，把利润缴给财政部的做法，恐怕先要问一问人大是不是同意吧。

　　其二，调控宏观经济没有效果的原因有很多，投资过热尤其是基建投资过热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尽管数据显示这一原因所占比重较大，但调控经济是一系列措施的综合运用，只是治“投资热”是头痛医头的做法。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时机都会影响调控效果，而政府频频使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会影响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形成稳定的预期，进而也会阻碍政策效果，加上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目前的宏观调控不见效恐怕不能简单归于投资方面。再则调控手段的多样化也很重要，例如胡舒立就指出：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给地方政府以适当的财政激励，完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等，也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其三，亚行建言说这些分红国家拿了之后可以投在公共事业领域，例如教育卫生等支出上。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好建议，但其实并不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今年3月份的一份《中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挑战———通往更有效和公平之路》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当前公共支出效率低下的事实，该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公共开支上“行政支出所占比重较高，约为预算内支出的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政府投资和行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双双提高”。如果在目前的政府效率没有得到改进之前，将更多的钱交给政府是一种好的选择吗？亚行的经济学家大概也犯了拍脑袋的毛病了。

　　综上所述，亚行的建议并不可取。这不仅因为分红主体不对，更因为将“红利”分给不对的主体之后，可能造成目前的宏观经济更难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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