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

　　媒体思想之梁文道专栏

　　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今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大师珍·雅可比(JaneJacob)，在她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根据雅可比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人间只在规划展览馆；一旦变成现实，难免就会衍生无数的意外，进而腐烂破败，成为无法管理的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是一种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梦想，同时也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根本需要，又不经思考地排除了社会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他们卖的东西价廉，满足了许多人捡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开支好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他们总是能敏锐地掌握市场动向，哪一种货物流行就卖什么，这一阵子大家想什么他们就给什么。而且他们够机动，上下班的要点他们存在，人流多的时候他们出现。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城乡之别无法弥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

　　小贩本来没有无牌有牌之分，这牌照是政府放发政府管制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但是凭常理推断，我却晓得你赶绝了基层谋生的活路，就会把人逼上梁山。

　　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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