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教堂才能催生善举

　　不可知论者巴菲特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同样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的比尔·盖茨，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力量视为挽救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伦理缺失”的唯一法宝就更失之偏隅了

　　□记者 袁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菲特是特蕾莎修女和圣雄甘地的结合。” 一位美国网络作家这样盛赞批这位“股神”。6月底，世界第二富翁沃伦·巴菲特宣布将其个人财富的85%捐赠给比尔·盖茨名下的慈善基金会。

　　在惊叹、称赞之余，好奇的人们还进一步地猜测和分析——为什么巴菲特把钱给了盖茨，而不是建立一个拥有自己名字的基金会，从而像洛克菲勒、卡耐基等一大批富翁那样名垂青史；更有甚者，认为这位犹太富翁仍然难掩“夏洛克”式的精明，这场“第二富翁”捐款给“第一富翁”的“善举”乃是让其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捐赠技巧”，最后名誉与实惠双收：巴菲特通过将其所持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440亿美元的

股票投入到5家基金会——其中5/6赠给盖茨夫妇运营的基金会——将其公司股价下跌的压力最小化，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司原股东的利益，同时还能保障他的捐赠“不掉价”，甚至“涨价”。

　　不论巴菲特是救苦救难的圣徒，还是莎翁笔下贪婪的“夏洛克”，事实摆在眼前——巴菲特确实把自己大半的财富捐赠出去，而接受这笔捐赠的基金会又是旨在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及健康问题。

　　万里之外的一次捐赠，留给中国人的除了感慨，恐怕就是“望尘莫及”之后的反省了——我们的富人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觉悟和情操？

　　人们在分析中西富人不同的财富伦理观后，通常会得出两个结论，用以解释这种差异：其一，西方有鼓励慈善的税制，我们没有；其二，西方有基督教传统鼓励回馈社会，我们也没有。

　　众所周知，美国的

个人所得税是高额累进的。比如，联邦个税法规定，一个人的年收入达到7500美元就需缴税，并且收入越高，个税起征点越低，高到一定程度后，收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纳税；税率也依据收入高低，从10%至35%不等。另外，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也是高额累进的——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甚至高达55%。但是，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却可以抵扣税赋，捐出多少钱就能在所得税基中相应扣除多少。另外，国家还对慈善基金会的运作给予大幅减免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高回报。

　　至于第二点，放诸西方社会的普通人身上，是不争的事实。上帝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因而，西方社会的教会义工是最活跃的社会力量，难以想象，美国的各种

医院、学校、非营利组织等机构如果没有了义工将如何运转。同时，普通美国人在慈善捐赠方面非常慷慨，美国人去年捐赠给慈善机构的款项高达2603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150亿美元。在这150亿美元中，有一半，也就是74亿美元，是美国人为去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海啸、墨西哥湾飓风以及巴基斯坦地震三场自然灾害捐赠的。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教会捐赠出去的。

　　然而，对于那些拥有过亿家产的美国巨富们，宗教的力量对他们“行善”的影响有多大似乎还有待商榷。至少，对巴菲特、盖茨等头顶“乐善好施”光环的大慈善家来说，上帝的感召或者“通往天堂之路”的诱惑，并不是让他们“抛金弃银”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无论是巴菲特还是盖茨，这两个位居慈善家排行榜前两位的富翁都是不确定上帝是否存在的“不可知论者”。

　　在罗杰·洛温斯坦为巴菲特撰写的传记《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历程》中，他这样描述这位商人的精神世界：出生并成长在一个犹太家庭的巴菲特，并没有选择信奉自己家庭的宗教，即使还在很小的年纪，他就表现出了很强的逻辑性和数理天赋，而这都很难使他皈依任何信仰。他继承了父亲的伦理准则，却没有继承对一个未知上帝的信奉。

　　而证明巴菲特是个非基督教徒的更直接证据是：巴菲特并没有把财产捐赠给教堂或其他如“救世军”、“国际联合劝募协会”之类的宗教慈善组织，而是交给了同样不相信上帝的比尔·盖茨管理。这位在科技创新中发家致富的世界首富比巴菲特更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我不相信耶稣的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我不是那种经常去教堂的人。基督教的某些东西我个人不是很相信。”当盖茨被问到自己是否相信上帝时这样说，“就做事来说，我用一个很科学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

　　更令宗教人士介怀的是，盖茨认为，就分配时间资源来说，宗教似乎很没有效率，因为在他眼里，“星期日的早上可以用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也难怪很多对Windows操作系统又爱又恨的人——当然多数是信仰上帝的教徒——会这样讽刺盖茨：“如果用基督教的观点去经营自己的王国，如今的微软也不会拿些Windows NT 或Windows 98之类的劣质品来愚弄大众，如今的盖茨基金更不会拿着钱去伤害无辜的婴儿了。”

　　要知道，由于某些基督教团体强烈反对人工流产，盖茨夫妇的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因为支持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流产控制人口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巴菲特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其“特蕾莎修女和圣雄甘地结合”式的捐赠善举被一些宗教人士称为自我炫耀或想要拿金钱换取“天堂之路”的可鄙行径。“通往天国的路不只一条，但这一条是最伟大的。”当巴菲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对众人这样宣称时，一位神甫这样回应到：“我相信，巴菲特的这句话并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这只不过是他随口说说而已。但这也彰显了一个美国企业家的典型特征：吹嘘，自我感觉良好。当一个人到达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并拥有了一定的财富时，他就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无所不能了。”

　　是啊，上帝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角必被高举，大有荣耀。”可上帝还说，“你必谨慎，不要在人前行善事，不要被人们看见；否则，将不会得到主的赏赐。”

　　巴菲特进得了天堂吗？在这些教徒们的眼里，机会应该很渺茫了。但巴菲特自己显然不在乎基督教徒们怎么想。一个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又如何会期望通过做善事来获得“救赎”之路呢？或许进不进天堂原本就不是巴菲特所关心的，他更在意的是如何获取财富并在自己死后为自己的股东们高效地管理这些财富——所以，没有比找一个盖茨这样的赚钱高手更适合不过的选择了。

　　两位大富翁慈善家对宗教的态度证明，源自基督教的伦理传统确实能起到劝人感恩、忏悔并鼓励普通民众回馈社会的道德作用，但并非只有“教堂”才能催生善举。而像一些国内的经济学人所提倡的那样，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力量称为挽救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伦理缺失”的唯一法宝，就更失之偏隅了。

　　时下，国人们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慈善制度，以名人杨澜为例，这位在新出炉的“中国女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富豪就曾在今年年初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奔走呼吁慈善立法。相信假以时日，在中国建立起成熟规范的慈善捐赠制度并不遥远。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上演着丰富剧烈的社会变化并拥有数千年独特文化土壤的社会来说，要找到滋养经济伦理的可靠而丰富的源泉并非难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更大的责任是——如何在市场伦理的范畴内引导中国的富人们建立起正确的财富观。毕竟，学会如何聚财固然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起点的市场经济规则应有之义，学会如何高效率地“散财”才是这位大师在《道德情操论》中称颂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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