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外资依赖症

    FN记者  宋海蛟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员工超时工作的两篇报道，激怒了富士康科技集团。于是，一纸诉状递交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本一起简单的名誉侵权案，但由于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金额、两名采编记者被列为第一被告以及要求查封和冻结被告个人财产等做法，一时间富士康成为了媒体和社会大众“炮轰”的焦点。

　　8月30日，“富士康案”出现转折，原告决定将索赔金额降为1元人民币，解除对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并追加报社为第一被告。9月3日，又传来“富士康撤消对第一财经日报诉讼，双方互致歉意”的消息。

　　面对如此戏剧化的情节，记者已无意探求富士康开始提出的高额索赔以及后来的“互致歉意”是否在炒作，而想透过富士康这家台资企业的诉讼案，来理性探讨一下外资企业在内地的生存现状和管理部门对外资态度的取向。

　　有关富士康员工超时工作的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并非独家又非首家。此前早有外电披露，其全球性影响也远在这家国内报纸之上。那么，为什么富士康会选择内地媒体作为“诉讼”对象？记者以为，根源就在“高高在上”和“霸气十足”的心理，这种心理也正是外资在内地发展现状的集中体现。

　　先看看富士康进入内地的时间吧，1988年。可以说内地经济开放之初，富士康便成为外资的“排头兵”；再了解一下公司在内地的业绩，至1999年底，富士康集团分别在深圳和昆山建成两大资讯科技工业园。其中，在深圳的公司占地就达1600余亩；再说说公司的投资力度和市场影响力，有报道说预计富士康仅在深圳的投资就将超过20亿美元，其母公司鸿海集团已成为内地第二大出口商。

　　可见，富士康扎根内地时间近20年，是伴随着内地经济高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其长期拥有的超国民待遇等优惠条件以及快速扩张为深圳等地所带来的大量资金流入，使企业心态发生了转变。“富士康案”发生后，公司方面认为，深圳等地政府未给予公司“应有”的支持，这表明了漠视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这些论调显示出其面对问题时高傲的心态，而非对自身不当做法的认真反省。

　　经济学家汪丁丁对“富士康案”就曾表示，如果政府方面完全从公正的角度考虑，就不该让富士康胜诉。但如果考虑到纳税这方面的关系，就不好说。权力机关就可能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处理此事。

　　像富士康这样的外企在内地还很多，他们同样或多或少存在诸如“超时加薪”等问题。但正如汪丁丁的分析，他们的外资身份和地方政府对其税收、就业等方面依赖，使这些企业缺乏自省的精神和对当地员工的尊重。

　　应该看到，尽管外企为我国带来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但随着我国经济和贸易环境的改善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速度的加快，外企与我国经济的依赖性正在发生着方向性的转化。我国经济的增速、廉价劳动力、消费能力和优惠政策等无不吸引着外企的进入。但不平等竞争、贸易摩擦加剧、员工压力过大和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以前，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如今，中国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了，对外资的引进更加有选择。现在，随着经济大背景的转变，国家已经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资的取舍态度和政策倾向。目前出现的外资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就是强化政策导向性很好的体现。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富士康案”表明我们还有诸多不足亟待改进。如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以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消除外资企业地区性、民族性观念等。惟有如此，外资企业才会在我国真正定好位、立好足，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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