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提供理性辩论公共政策空间

　　朱四倍／文

　　2004年8月、2006年初，鲁家果曾两次“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认为西线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问题，在工程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可持续发展及风险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围绕西线工程的争议不光有来自外部的，还有来自内部的———据知情人士透露，黄委会内部就有人认为，在污水处理和节水、精耕严重滞后情况下，引水增水将扩大危害的负效应。但是主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近20年的谈英武则是一个极力支持西线工程上马并直言“势在必行”的人。那么，是谁掌握了真理？这对于笔者，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都是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争议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升，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近年来，整个社会围绕公共政策进行了不少的辩论，诸如电信如何打破垄断和收费是否合理的辩论，香港学者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青岛海尔、TCL集团等企业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代西方社会，“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变革就加速了。我们也可以说，公共政策辩论空间的形成，社会的变革将更加理性化。但由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一旦实施，或惠及万民，或祸及社会。因此，必须在公共政策进入实施之前预防其出现价值失范现象。预防公共政策价值失范的关键：一是扩大事前评估的社会参与程度，二是严格事后责任追究制。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极力支持西线工程上马并直言“势在必行”的谈英武，还是极力主张西线工程上马要从长计议的鲁家果，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因为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事实上都扩大了公共政策的事前评估的社会程度。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往往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往往表现为被动地执行公共政策，无法将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反映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去，公众只是处于被管理的被动角色，直到今天，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是公众对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升，将会改变这一局面。众所周知，公共政策是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而诞生的公共产品，是实现公共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理性和公意选择。一个合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努力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而不应以社会某群体或阶层利益的严重损坏为代价。在操作上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有着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这些都离不开公众对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高。

　　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如此一来，笔者以为，社会需要提供更大的、满足公众需要的理性辩论公共政策能力的生成空间，只有理性辩论公共政策空间的生成，才能达到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无论是反对的意见还是赞成的意见，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辩论空间进行激辩，才能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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