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乎废墟的过去和有待拓展的未来之间

　　邵燕祥关于“百花齐放”的阐释无疑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但同时也揭示了愿望和现实之间一段坦塔洛斯式的距离注。无需多长时间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在《诗刊》所要修炼的一门主要功夫，就是如何尽可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段距离，并找到自己的方式——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尽其所能地去缩小这段距离。我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或对自由的渴意，学习如何把握主动和被动、个体和集体的平衡，学习心不在焉的倾听和有礼貌的漠视，学习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接受来自遥远的城堡的指令。我相信，不仅是我，我的绝大多数同事也都在修炼这门功夫。因为谁都明白，《诗刊》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为诗工作的场所，它还是一部超级文化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部机器的背后，则矗立着几代人由之所出，但在实践中早已褪尽理想光环的社会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坚持认为，可以像管理工程一样管理人的思想感情，可以像生产合格产品一样生产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作品，由此就需要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者。从理论上说，这正是类似文联、作协及其下辖各文艺刊物的存在依据和工作职责，其职权范围包括：一，成为沟通“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说教渠道，所谓“上传下达”；二，负责甄选并展示符合“指导者”的意图和口味，亦即“合格”的产品，以“类广告”的方式进行示范、引导和推广；三，及时发现、指明、纠正或整肃“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纯洁。这架奇怪地集意识形态强权和计划经济、柏拉图主义和现代大生产于一身的超级文化机器曾经非常有效，它所实现的一统天下的勋业亘古未有，为此不惜吞噬过它最忠实的儿女；但也曾因无所制衡而走火入魔，从而在一场真正的文化浩劫中自我揭示出其内在的荒谬。

　　然而，“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的欢呼并没有导致荒谬的自动中止。似乎出现过类似中止的迹象，但那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随后就成了历史记忆中的蜃景。当著名演员赵丹临终直言“不要干涉过多，否则文艺没有希望”，却被斥之为“临死还要放一个臭屁”时，所有被“解放”后正在想象的草地上作阳光浴的昔日奴隶们的心头都掠过了一丝熟悉的寒意。这不只是一句粗话，还是一句训词。它提醒人们不要忘乎所以，以致搞错自己的身份；它也可以在它认为必要时成为一道指令，随着这道指令，那架按照指导/被指导的结构关系设计的超级机器将再次显示它卓越的工作性能。尽管众所周知的历史后果早已对这部机器原本貌似金瓯无缺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尽管它所标榜的艺术纲纪，更准确地说，是其被预设的强制性早已无法维系人心，但那些习惯了充当“奴隶总管”、或试图成为类似角色的“指导者”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诉诸它曾经的威力和有效性。

　　当然形势还是发生了相当的变化。1981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不了了之表明，势比人强。这里的“势”，既指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更指人心向背之势。人可能被异化成不同程度的机器甚或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一旦自性觉醒，他就会起而反抗其被强加的机械性。这个人类学的一般原理或许同样适用于由人构成的单位，只不过后者作为大机器的一部分而被制度化的机械性具有更强大的、非人格的反制功能。由此形成的内在紧张决定了它的二重性，它“不得不如此”的命运和存在方式：它不得不在强权和良知之间、服从和抗争之间摇摆不定，在受动的就范和能动的设计之间往复循环，不得不作无奈的周旋，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耗损。正是因为无法再忍受这种无谓的耗损，包括无法再忍受忍受本身，被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折腾得身心交瘁的邵燕祥决定主动请辞，并最终不顾挽留毅然去职。

　　根本的问题在于，诗歌或艺术究竟是一个自由创造的领域还是一个按图施工，或来料加工的车间？诗人、艺术家究竟是自主、自律的创造者，还是需要托管的不智之徒，或(哪怕是)“正确思想的经纪人”？当代诗歌是否需要在近乎废墟的过去和有待拓展的未来之间，摆脱昔日的附庸地位，重建并捍卫诗歌自身曾被无情摧毁的尊严和品格，以履行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使命?这是当时诗歌价值观念急剧变革的支点，是围绕所谓“朦胧诗”展开的论争焦点，也是使80年代诗坛迅速分化，使“民间诗歌”成为当代文学一大奇观的渊薮。当北岛说“不，渴望燃烧/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想静静地航行”时，当江河说“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渴望塑造。他所建立的东西，自成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时，当梁小斌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阳台上飘下去，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时，他们只不过表达了一个诗人最起码的艺术良知或最基本的艺术理念；然而在某些人眼里，这却是在存心触犯“天条”，从而构成了忤逆和挑战。在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她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报之以委屈的热泪；而当在座的不少老诗人也随之潸然泪下时，他们泪水中的成分肯定更加复杂。

　　舒婷为之哭泣的“难”同样与她所坚持的诗歌理念有关，但想来也包括某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曲折隐痛。其时频繁出入《诗刊》的×××以自己的方式为此作了“笺注”。我曾两次听到他向刚接任主编的邹荻帆先生“进言”，评说舒婷的《往事二三》一诗。第一次说得还比较隐晦，邹先生也只是含糊其辞；第二次则排闼而入，称“这首诗分明写的是野合嘛”，并质问“《诗刊》为什么不管？”结果遭到邹先生严词拒斥。×××说来也算诗坛前辈，且曾被打成“右派”，饱受磨难；如果不是亲耳与闻，我决不会相信他的心理竟会如此阴暗，竟会如此卑劣地背地里对一位才华卓越的女诗人进行龌龊的流言中伤！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内心要被毁损到什么程度才会做这样的事；但我知道，如果他从苦难中汲取的只是怨毒，他向苦难学到的只是怎样发难，他就只能再次充当昔日苦难的牺牲品。对这样的人你最初会感到震惊，但接下来就只有鄙夷和悲悯。

　　习惯了政治运动的当代诗人们大多有一种听风辨声的本能。1983年夏天甫过，风声又一次紧了起来。8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布通知，要求各分会及作协所属各刊物、各单位“认真组织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文选》这部光辉论著，以《邓选》为强大思想武器，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为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文学新局面作好思想准备”。当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通知》中所说的必须“坚持文艺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要着重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良倾向”这段话。“似乎又要来一场运动了”，一位外地朋友在来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不过，这与第四次‘作代会’即将召开也大有关系。你等着瞧。”

　　我可没有这位朋友的火眼金睛。但在目睹了9月初在新疆石河子召开的“绿风诗会”上令人作呕的一幕后，倒也真“瞧”出了点儿端倪。在背后一再给舒婷“上烂药”的×××这次却似乎有意要当一回明星。他不仅在大会发言中一人占了三人的时间，而且拿腔拿调地摹仿广播员，用记录速度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这种刻意表演的傲慢显然出于有恃无恐，就像他闪烁的眼神暴露了他内在的怯懦一样。在痛斥了所谓“三个崛起”(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的“自由化谰言”后，他摘下挂着金链的眼镜，突然变得亢奋的目光漫过台下众人的头项，声音也变得阴沉。他说：“我对×××、××同志说了，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啊？你给他们讲学术，人家可不跟你讲学术。不是说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那好，是学术就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

　　本来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他发言，但这句话犹如往一缸浑水里投下了一把明矾，乱哄哄的会场转眼间变得安静下来。许多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受到突然袭击似地彼此交换着愕然的目光：哪来的这股杀伐之气？他仗着谁的势？想干什么？整整一个中午，几个年轻诗人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如何惩治这位为老不尊的宵小，设想他比如挨了一颗突然从天而降的“西瓜炸弹”(在秋天的新疆，西瓜无疑是“诗歌特科”优先考虑的“武器”)后会是怎样的狼狈不堪，并为此而乐不可支。但最终使他狼狈不堪的却不是这几个年轻人，而是吉林老诗人丁耶。就在当晚，一心想诉诸非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前右派气急败坏地敲开了我和邹荻帆先生合住的寝室房门，怨愤交加地嚷嚷道：“荻帆你到底管不管？丁耶个老疯子，居然骂我是‘混蛋’，还说要揍我！”

　　丁耶先生1957年也曾被打成“右派”，时任作协吉林分会副主席。他在去军垦农场参观的大客车上当众指斥×××显然不太符合“组织原则”，却足以体现他当年的诗人本色。×××称他为“老疯子”，在我看来是对他的最大褒奖，只可惜像这样敢于仗义执言的“疯子”太少，而包括我在内的所谓“正常人”太多。否则，一个遇事就满世界找“组织”的猥琐之徒何致于敢在那样的场合如此飞扬跋扈？正像他的色厉内荏之下潜藏着某种深深的恐惧一样，当他说“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时，他试图唤起的，也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恐惧记忆。或许在他看来，这笔人人都有份的精神遗产同时也是一笔隐性资产，从中可以谋取属于他的那一份红利；或许他还想以此作为筹码，赌一赌他那尚未来得及灿烂的运气。他当然知道他的发言无论对东道主还是与会的大多数诗人都近乎某种公然羞辱；他甚至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以显示他的“来头”和幻觉中的压倒优势。

　　事实很快证明他的幻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月后召开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上，“三个崛起”被上纲上线，成了诗歌界“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矢的。这次会议的运作方式颇为可圈可点。见载于当年《诗刊》12月号的“综述”中说，这次会议是由重庆作协的一批负责人士轮流主持的；莅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领导也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贺”的宾位语气，并谦称“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然而谁都明白，由一个省辖市的作协来主办这样一次事关新诗发展的“方向”、“道路”的会议，分量显然不够；而上级领导的低调大都包含着策略的考虑。那么可能是什么考虑呢？大概是为了避免造成垂直支配、以势压人的印象，并留有某种余地吧。

　　尽管如此，这次会议的声威仍然足够吓人。由于使用了纵揽全局的视角，且通篇充斥着“指出”、“一致认为”、“一致强调”等庄严而铿锵有力、体现着集体意志的字眼，会议“综述”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有关诗歌的决议公报，更配得上用记录速度广播。它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新华体”特有的战斗色彩、意识形态激情，以及简化问题、迳取要害的直捷性，其严厉程度又足以使之成为一篇讨伐檄文，或“文革”期间的“定性材料”。若干年后重读这篇“综述”，仍令人有余悸可贾，以致我忍不住要摘下其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段：

　　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和“崛起”论在对诗与生活、诗与人民、继承与创造、如何借鉴外国文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不但是文艺观的分歧，也是社会观、政治观、世界观的分歧，是方向、道路的根本分歧。与会同志说，《崛起的诗群》提出要有“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那么，什么是我们社会“统一的社会主调”呢？这个“主调”就是已经写在宪法、写在党章和人大决议上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不和谐”就是噪音，是对主调的干扰，难怪海外有人说《崛起的诗群》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与会同志认为，“崛起”论否定理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挑战。我们应该作出科学的严肃的回答。

　　对所谓“三个崛起”当然可以批评；然而恐吓从来就不是批评，就像从来不是战斗一样。把学术问题直接上升为政治乃至法律问题，并赋以生死抉择的严重性，如此“科学的严肃的回答”，除了表明其赤裸裸地依恃强权逻辑或依恃赤裸裸的强权逻辑外，还能表明什么呢?反过来，除了诉诸恐吓，除了诉诸“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留下的泛政治化遗产，那些信奉强权逻辑的人又能诉诸什么呢?这些人从根本上蔑视学术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对他们来说，马丁·布伯所说的“你-我”关系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单行道式的发话-受话关系。在这种近乎神秘的先验关系中，发话人永远是真理的持有和颁布者，而受话人如果不想唯唯诺诺，就必须懂得“沉默是金”。任何企图挑战这种关系的尝试都会被视为亵渎，都将受到制裁。这里，“科学的严肃的回答”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挑战者必须独自面对那像命运一样闪烁在字里行间的“最终解决方案”，那高悬在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过，变化着的历史语境还是在发话人那里留下了痕迹。他们表面上气势如虹，但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踏实，为此他们不仅要充分发挥其强权的政治优势，还要制造出某种弱者的道德优势。一位莅会的指导者在虚拟为对话的发言中说：“现在的问题远不是我们不允许你们存在，而是你们不允许我们存在了。”在未经刊布、但并非不正式的场合，她甚至摹仿人们记忆犹新的、曾用来煽动“文革烈火”的做法，把北京描绘成了一个大搞“精神污染”的人所联合经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致这样一个事关中国新诗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只能被迫挪到重庆来开。如此以守为攻的策略，兵书上称为“哀兵之计”。问题是她用得不是地方。被指为把诗歌界弄得“乌烟瘴气”的人，其社会身分大都是些平民百姓；除了一颗脑袋，一支笔，他们一无足恃，凭什么，又怎么能“不允许”别人，尤其是权柄在握的“指导者们”存在？再说，发言中既已大量征用“历史”和“人民”以壮辞色，又何必要多此一“哀”？纯粹从策略的角度看，此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副颐指气使的面孔，却非要嵌上一点悲愤的眉眼，岂不是太不“科学”太不“严肃”了？

　　诗歌界的“清除精神污染”从198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84年春天，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评)文章(包括转载的徐敬亚的检查)就达十数篇之多。除“三个崛起”外，在不同程度上被划入“污染”之列的还包括北岛的《慧星》、《一切》，舒婷的《流水线》，杨炼的《诺日朗》，顾城的《结束》等。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既是“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特别是“现代派”)的传播者，又是受害者。对这类批判(评)不能一概而论；但考虑到格局上绝对的“一边倒”，将其称为一次小小的“运动”并不为过。奇怪的是，在相邻的领域，例如小说界，却不存在一场同步的运动。这似乎从另一角度支持了指导者有关诗歌界是一个“重灾区”的判断。

　　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坛也确实呈现出某种“灾区”景象。曾有类民谣将其概括为“革命诗人不吹号，朦胧诗人睡大觉，小花小草咪咪笑”，总之一派平庸。这完全符合运动的逻辑，但也未免失之浮泛。事实上，只要不是仅仅着眼于官方的诗歌出版物，只要把目光从幻觉中的“诗坛中心”或“诗坛中心”的幻觉稍稍移开一点，就会发现广阔得多的诗歌景观。所谓“道失寻诸野”，诗歌最深厚、最不可摧折的活力源头总是在民间，其新的可能性的萌发和拓展，也更多来自民间。当然，“民间”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诗歌价值尺度，同时对它内部的复杂性，包括它和与之相对的“官方”的某种同构关系，也必须有所充分估计；甚至可以说，在经历了严格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长期控制和渗透后，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它在当代诗歌中毋宁说是一个借喻，喻指所有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诗歌立场、致力于诗歌自身的创造、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边缘写作。从“文革”初期到70年代末，从食指、黄翔到后来追认的所谓“白洋淀诗派”，到其时散布在北京、上海、贵州等地的秘密文学沙龙，这种写作在最初的十年内具有典型的“地下”性质，而“地下”状态又反过来促成了其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它在1970、1980年代之交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今天》等民刊的汇聚和幅射而崭露头角，在随后有关“朦胧诗”的论争中获得了内蕴含混的命名，进而更多地经由诋毁者的口舌，大大扩展、深化了自身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影响的意义既不止于与所谓“官方诗坛”分庭抗礼，也不止于对既定意识和秩序的卓有成效的颠覆；它更是一种启示，启示着诗歌的血脉所在和薪火相传的方式。

　　作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一个诗歌工作者，我的看法首先来自我的阅读和交往经验。从《今天》创刊号上北岛和芒克的诗造成的最初冲击和震撼(那时我刚读大学二年级)，到来京后与各路朋友无以数计的彻夜聚谈，还有什么能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依赖？昏黄的灯光、劣质的烟草、廉价的高梁酒、低回的背景音乐、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都是一次语言庆典，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它们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读了杨炼的《礼魂》组诗，读了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中的若干章节，读了柏桦的《表达》、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的《悬棺》、翟永明的《女人》、廖亦武的《情侣》、海子的《亚洲铜》、西川的《起风》……正是这种出入于锐利的词锋、在沉入黑暗的郁闷和被照亮的喜悦之间转换不定、充满质疑、困惑、盘诘、推敲的阅读和交流，一点点粉碎着我的诗歌成见和制式教育残留的美学桎梏，更新着我的视野，锻炼着我的眼光。我不认为我是在过一种双重的精神生活：正如一册友人寄来的、油墨斑斑的《外国诗选》(从中我最早读到了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塞尔维娅·普拉斯的诗)会让我陶然沉醉一样，一首从灰蒙蒙的来稿中突然跳出来的诗，例如于坚的《罗家生》，也会让我好几个钟头兴奋莫名。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我安于某种双重的精神生活，因为正是在二者的强烈反差中，我一天比一天意识到，当代诗歌中的边缘性写作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小小传统，并日渐清晰地呈现出自己的生长谱系。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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