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商业监督的边界

　　当商业已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时，媒体的社会属性和职责，使得媒体对商业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必然。对商业活动主体尤其是对大企业的守法情况、社会责任、商业伦理等进行监督，无疑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竞相关注的热点。

　　那么，媒体对商业监督的边界在那里呢？

　　大企业不仅对市场具有影响力，大企业的行为也会对其他中小企业产生示范作用。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市场环境下，在大企业的采购行为中植入社会责任标准，更将会对中小企业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如何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转化为具体的商业行为准则，已经刻不容缓。

　　企业的社会责任靠法律指引，但主要靠媒体的监督和行政处罚。从美国的安然到中国的基金黑幕，无数商业伦理缺失，正是媒体揭露社会丑恶的积极例证。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公德，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遵守法律是企业的基本义务，也是最底线的义务，但是，遵守了法律的底线，并不代表企业尽到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环保、尊重消费者和员工权益等，已经成为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对企业遵守法律和社会责任信守的报道，是促进企业构筑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对企业公德的更高要求，也是企业赖以持续生存发展的基石。

　　媒体的适时有效监督，已经和正在对一些大企业的唯利是图而忽视社会责任的行为，包括从财务造假、产品造假、缺乏社会诚信、忽视环保和劳工保护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环境下，探索公众监督形式的媒体，也在踉跄中不断受到干扰和指责。

　　媒体监督不仅受到来自媒体以外的干扰，还受到内部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困扰。转型社会存在的社会平衡、法治成熟度的局限，使得任何强势的外部力量都能构成对媒体独立性的破坏。

　　媒体在批评声中不断地提高和规范，但这些批评所指也并不完全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天生对引导和塑造社会伦理和价值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因此，社会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自然寄予更高的要求。

　　对监督者媒体的监督，除了来自市场监督和市场法则的自我淘汰约束，法律是媒体最后的监督。

　　媒体的职业操守靠法律监督，但主要是靠自律。媒体报道可能会触及企业的利益，损及企业的名誉，也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对于内容不实的报道，对被评论对象的侮辱、不实批评应当给予法律制裁。

　　基于维护媒体监督对民主监督的法律意义，所以法律和社会给予了媒体监督更加宽容的态度。只要媒体的报道不是出于恶意，报道基本属实，则不应对媒体给予惩罚。对媒体的适当宽容，正是为了鼓励和保证媒体更加大胆积极地揭露、报道事实真相。如果对媒体过于苛刻，不仅不可能而且将会妨碍媒体的独立监督。

　　当然，媒体的监督也不能没有边界。如果媒体举着正义的旗帜，不按照正义的程序维护正义，必然会损害到其他人的权益。当媒体失去了独立而被情感或者利益左右，媒体的公信力必然会迷失。

　　法律对媒体监督的鼓励，不能成为媒体监督泛滥的挡箭牌。媒体对商业活动的监督，只有基于维护社会正义，报道的主要内容没有失实，批评、评论的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他人，媒体监督就算没有超越边界。

　　要保证媒体监督在商业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就要在制度上保证媒体被诉受理经过严格的审查，防止滥诉对媒体和从业人员的打击。要使对媒体的宽容和保护的原则真正得到落实，应当尽快通过司法解释，重新配置举证责任，由对媒体提起诉讼的原告举证，加重原告的举证责任，减轻被告的举证责任和要求，同时对媒体的证据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案件的证据要求，才能使媒体的监督真正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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