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太富和穷人太穷

　　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你有一辆大奔，我有一捆小白菜，我们怎么进行“帕累托改进”？难道说我们开着你的大奔一起去卖小白菜？

　　□文 缥缈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以上这些内容，选自《易经集注》，由于孔夫子在《论语》中的“征引”，因此成为中国国学文化的著名论断，是尽人皆知内容。释成现代汉语，它的大意是说，钱财这个东西，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钱财，天不成其为天，地不成其为地，人不成其为人，帝王不成其为帝王，总之一句话，“一碗粥养活淮阴侯，五羊皮卖死秦宰相”，你没啥都不相干，但是你不能没有钱。呵呵。

　　当然，再进一步的问题是，有钱也不是有了一切；你还要尽可能地“均富”，因为天下的钱财总是有限的，如果穷人太穷，富人太富，天下就不太平。

　　我的问题是，穷人的穷，与富人的富，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关系？也就是说，贫与富，说到底，这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远的不提，19世纪末期，

　　帕氏在研究英国人的收入分配问题时发现，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最终总会流向少数人群；他还发现，某一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这一部分人所拥有的财富的份额具有比较确定的计量经济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证实，这种不平衡模式可以重复出现，甚至可以预测。经济学把这一社会财富的分布状态，称为“帕累托分布”。

　　帕累托分布可以归纳为一个非常简洁的表述：通过市场交易，20%的人将占有80%的社会财富，如果交易可以不断进行下去，那么，“在因和果、努力和收获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平衡关系，典型的情况是：80%的收获来自20%的努力；其他 80%的力气只带来20%的结果”。丹尼尔·贝尔在《帕累托分布与收入最大化》中进一步叙述到：“如果待分配的财富总量是100万元，人数为100人，那么我们会有这样一组对应的分配比例：排在前面的20个人，分得80万元；同理，这20人中的4个人，分得64万元；4个人中的1个人，分得50万元。”

　　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用数学公式简单处理一下，就会显示一条收缩中的“财富曲线”以及一条发散中的“贫困曲线”。它的最终走向，是必然会“清零”的，也只有如此，“财富”中所包含的生产力因子才能重新释放出来。

　　帕累托分布从经济学角度论证出，社会分配的“绝对的失衡”必然导致“绝对的贫困”，甚至导致“宗教末日审判”的来临，除非我们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人为地阻止财富向高端不断聚集，否则，贫富双方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穷与富之所以最终会成为政治问题，就是因为谁都不会承认自己“天生就是穷骨头”，如果贫富的鸿沟注定要被憎恶所填平，那么人类对待自己同胞的野蛮史，就会是一部与文明的演进如影随形的漫长的悲剧。

　　最近有人说，中国改革的问题，“不是由于富人太富，而是由于一般人太穷”。其实此言差矣。

　　所谓“富人太富”与“穷人太穷”，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一人鼎食，必有数人受其饥者；一人华服，必有数人受其寒者”，穷人的穷与富人的富，存在着彼此消长的“互补”。

　　由此我们知道，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无法超越市场自身的利益束缚，解决贫富的两极分化，也正是因此。在帕累托之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帕累托改进”——聪明些的人们开始进行设想，如果没有人的情况变坏，而至少有一个变坏的人的情况再变好，或可逃脱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配困局？

　　然而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为止，那些想改进“帕累托分布”的人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事实可以证明，人类追逐利益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分工也有合作，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利益关联。如果我们回到亚当·斯密，我们就应当承认，对于人类社会行为中的“政治”，我们还欠缺更为深入的了解。

　　合作可以作为分工的补充，但却无法作为公平的补充。如果没有道德的共识与公平的约束，那么，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就没有可以“改进”的均衡基础。比如，两个人走到一起，你有一辆大奔，我有一捆小白菜，我们怎么“改进”？难道说我们开着你的大奔一起去卖小白菜吗？

　　当然，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曾有过很多有趣的“帕累托改进”，有专为富人改的，有专为闲人改的，也有专为太太们改的。但是，任何成功的“改进”，都是有条件、有代价、有补偿的，需要参与改进变量中的“合作各方”相对以诚，别玩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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