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轮：为改革开辟航道

　　文/余广人

　　一个纯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20年后却还让经济学界记忆深刻，可见“巴山轮会议”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作用是如何的不容忽视

　　1985年9月2日下午，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 “巴山号”长江游轮徐徐启航。这条游轮的乘客是一批特殊的客人——数十名国际国内的经济学家。

　　中国改革的航船自1979年启动以来，经济飞速运转。到了1984年第四季度，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涨幅达10%。经济学家总结的词汇是需求过度、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外贸逆差。老百姓第一次感觉到通货膨胀，不知道那些商品还会涨多少，又担心今后买不到，因此有了疯狂抢购的局面，比如电视机，商店里，连不能看的都被买走了。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城市的改革则远远滞后。此前，《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颁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怎样进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样处理？怎样应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回答。

　　于是，就有了“巴山号”游轮的启航。

　　9月2日上午，各路专家飞抵重庆，下午登船。其中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曾任英国政论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时任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主任的林重庚及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等等。国内的学者则是：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赵人伟、高尚全、童大林、项怀诚、洪虎、张卓元、郭树清和楼继伟等。

　　游轮经白帝城、大小三峡、大小宁河等景区，做短暂停留，客人们大都兴致勃勃上岸照相留影，但游轮才是活动重心所在，“巴山轮”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大会议室的角色——经国务院批准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这里召开，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巴山轮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不受外界干扰，会务组决定把会议地点定在这条刚投入运营的游轮上，这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游轮，船上的头等舱，相当于现在的三星级酒店水平。游轮从重庆到武汉，走了5天，因为会议要开5天。

　　薛暮桥，中国经济界的泰斗，当时已经81岁高龄，会议召开时，薛正在生病，是被人抬着上船的，即便是这样，薛暮桥还是坚持为大会致开幕词。这足可见会议的重要和薛在中国经济界的地位。

　　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理论单薄，对于现代经济学没有普遍共识，可以说中外经济学者的经济话语系统完全不同，在会议前三天，中外专家几乎是各说各话。

　　对于股份制、资本市场等名词，除了部分经济学家，很多与会的中国学者是第一次听说；再比如，讲到劳动力市场，很多中国的经济工作者认为，那不就等于出卖劳动吗？

　　与会专家当时讨论了7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匈牙利专家科尔奈提出经济协调分两类四种模式，指出取消指令性计划，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应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后来据与会者透露，这里的所谓“市场协调”，原文是“市场经济”，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翻译上做了一点“手脚”，以便为大多数人接受。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并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对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

　　9月7日，“巴山轮”驶进武汉，停靠在黄鹤楼“芳草萋萋鹦鹉洲”旁边晴川饭店的专用码头。一次被称之为“中国转弯处的脑力激荡”的会议结束。稍后，一本收录与会专家发言的《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一书摆放在经济学家和政府要员的案头。

　　这次会议的成果，体现在是年9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央提出了国家不直接调控，而是通过经济手段间接调节的调控体系。这一思路到十三大，则发展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指导思想。

　　“晴川历历汉阳树”，20年后巴山轮会议被纪念，目的显然不是李白登黄鹤楼“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心态。当年“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洪虎，回忆说：“现在回顾一下，有些观点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我们也正在实践中。有些实际上在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创造，超出了当时有些专家的结论。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回顾改革走过的历程，对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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