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从双顺差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像中国这样，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将保持这一状况，值得我们深思并采取有力措施——从“双顺差”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余永定

　　中国26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结构性失调。

　　长期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调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连续15年的双顺差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作为世界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2005年是例外)。与此对照，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拥有大量外债)，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这一对比的意义值得深思。事实上，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从长期看，随着外资存量的增加，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国投资收入汇出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中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以便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届时，中国GDP和GNP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从中期看，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和国际分工参与模式是否为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也需要深入讨论。从短期看，双顺差是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根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给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过程。一旦美元大幅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大幅缩水。总之，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纠正双顺差局面。当然，我们也不应慌不择路地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双顺差，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速，应该考虑的政策包括：

　　增加旨在完善社保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汇率。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制止地方政府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考核标准。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做预测)。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资资本的流入。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三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的公共支出。

　　不少人对

人民币升值、减少贸易顺差对就业的影响十分担心。国际经验证明，对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增速，而不是贸易顺差的增速。事实上，就业增长最多的年份可能恰恰是净出口增长较慢的年份，因为在净进出口增长较慢的年份往往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升值可能会对出口部门造成较大冲击，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可能会陷入破产。但这种调整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由于经济的总体增速较高，局部失业问题较易解决。缓调、微调固然有其好处，但其害处也十分明显。缓调、微调不足以扭转结构日益恶化的趋势。矛盾的积累将使未来调整更困难。由于调整不到位，在预期的引导下，外资的源源流入将刺激资产泡沫的发展，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将被逐步挤压。

　　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所谓提高开放水平，就是要提高中国在全球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唯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一味追求经常项目顺差；FDI的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中国的双顺差是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集中表现。失衡的经济结构已形成，校正这种失衡显然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实现。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加速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应与上述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些调整的进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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