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培：下一步宏观调控必须进入公共政策时期

　　王德培

　　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了一个判断。成绩方面，首先肯定了总体经济形势是好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效益得到明显的提高，物价水平相对比较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比较明显。存在的问题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信贷投放过快、能耗不降反升、环境压力增大。

    经济发展的危险特征

　　针对这个成绩与问题并存的局面，可以说，中国经济一方面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好时期，另一方面又处于从未有过的危险期。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呢？首先，建国以来，我们将第一次面临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模式。以1996年为标准，过去的国民经济基本是短缺经济。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后，财富充分涌现，从1996年到2006年，有相当多的专家预测，2007、2008年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产能过盛的时期。比如钢铁业，去年的生产能力为4.7亿吨，在建项目如果今年全部到位的话，就是6亿吨，而去年实际消费3.5亿吨都不到，生产过剩已经超过了危险的70%。

　　其次，地区与阶层之间发展不平等，通胀与紧缩趋势同时存在。关于通胀趋势，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每一次经济危机是针对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进行一次平仓，把过剩的东西和危机爆发出来。目前，世界上10多年没有爆发危机，只因为各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与日俱增，把危机往外挪，往后挪，但我们通货膨胀的现实威胁还是存在的。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生产面临紧缩，过剩与紧缩将同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经济既处于最好的发展期，同时也处于最危险的时期。

    宏观调控难度增大

　　这样一个时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难题，使宏观调控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环境变了。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变化，用一句通俗的话表达，就是国际形势国内化，国内形势国际化。中国的事情已经不单是一个中国自己的。曾经就有这种说法：每当中国要买进什么东西时，国际价格就狂涨；每当中国要卖出什么东西时，国际价格狂跌。这说明中国与全世界是连在一起的，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了。

　　其次是前提变化，这个前提就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是任何意志和政策都难以压抑住的。这里存在几个支撑因素：第一，中国进入重化工时期。凡是进入重化工时期，GDP增速是挡不住的。第二，中国的国民禀赋，也就是劳动生产力极大丰富，目前还没有见底的迹象。第三，大国效应。大国会把产业链拉大，把市场做宽，所以横到边、纵到底，中国的这个效应是相当大的。第四，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的释放，远远没有到头。第五，中国的组织化程度相当好，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表现出来。这五大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前提是一个高增长。这样的一个高增长，靠行政手段限制在某一个程度，难度非常大。

　　第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版本面临着升级。整个社会发展到今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的话题被提了出来，反腐败有待进一步深入，垄断行业有待破除。这些事情，也与体制改革的相应版本和升级是有关的。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争论还将持续，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导致宏观政策调控的均衡点不好寻找，政策缺乏持续性。

    宏观调控必须进入公共政策时期

　　在以上环境限制下，下一步宏观调控的趋势走向会如何呢？在此，我分成几部分来谈。第一个是近期特征。近期特征有个两重性，一重性就是政策多、动作大、力度大、频率高，不见效果不松手，这是它的一个近期特征。在这个特征里，它的主要战场是

房价、能耗和土地，这几个领域都是调控重点。比如现在已经提出，要有高成本的价格，来对应高成本的原料。所以我认为，在房价、土地、能耗、环境等领域，国家的政策是刚性的。

　　另外一重性是边走边看，半推半就。换句话说，从一定意义上，它依然延续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势。这个领域主要表现在

汇率、税率上。比如说汇率调整，是不是可以像一些专家提出的“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巨大的动作，因为我们面临的压力和变量是不确定的。税率问题也是这样，两税合并早就要推出来，8月份讨论这个问题时又出现了一些争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差别，现在中部地区提出来，你们都优惠过了，轮到我要优惠。你们说是要停下来，那怎么行呢？所以在一些中部地区，还存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大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达到50%的高增长速度。既然讲和谐或平衡发展，就需要在时间上照顾这些地区。国家现在面对这个格局，也不能回避。所以在汇率、税率这个问题上，还处于边走边看的状态，这是近期的调控特征，将持续半年到一年左右。

　　第二是中期特征。我指的中期就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有一个趋向，是趋向于在行政方面加大它的权重，还是趋向于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权重呢？我估计是市场经济的权重比较大，因为今天中国许多问题被扭曲，主要是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市场经济不到位。市场经济没有发生要素优化配置的功能，然后扭曲了许多价格，导致能耗下不来。关于这个问题，尽管社会上有争论，但是今年3月在“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专门到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并提出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所以我估计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的是以市场经济为趋向的这个态势。

　　第三是中长期特征，我估计主要将由政策经济转向制度经济。宏观调控必须进入一个公共政策时期，公共政策就是大家发表意见。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更多压力的体现，比如凯雷收购徐工，除了双方坐下来谈，把话讲清楚之外，还需要找其他的官员、学者、公民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由政策经济进入到制度经济，就得需要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前面要什么，要听证会。现在我们有些听证会是真的，有些听证会是标志性的，甚至有些是作秀的。我估计国家今后的发展会逐渐地进入到制度安排，但这个道路是相当的艰苦。(作者为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经济展望》杂志社总编、社长，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频道《财经大讲堂》节目。)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