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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中国利用外资过度了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7日 15:56 商务部网站

  2004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0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有人据此提出:我国利用外资是否太多了?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03亿美元,这个数字虽然同比只下降了0.5%,但毕竟是近几年来的首次下降,况且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是仍处于上升阶段的时期,这一数字给了我们争论的机会。

  一、在利用外资与外资政策上的争论

  在中国关于对利用外资的思考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争论,而且几乎是每隔七八年就掀起一次波动。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外汇储备量已居全球首位,对中国是否需要继续利用外资的质疑更加激烈。理由是中国的外汇并不缺,还需要继续利用外资吗?

  单纯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量来讲,我国最近几年一直排在世界的前列,连续13年列发展中国家第一,但衡量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仅仅看绝对量是不够的,必须按国际标准综合量化。衡量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外资依存度”,即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当年GDP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3年该指标我国为35.6%,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2.9%,发达国家为20.7%,发展中国家为31.4%,我国是最高的,有人就据此说我国的“外资依存度”太高了。实际上,世界投资报告对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字是采用的我国历年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字。截止2004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转化为存量资产,不能把累计使用外资金额等同于全部存量。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中/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情况,按IMF界定的方式测算,截止2004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存量总值仅为2133亿美元,占当年GDP比重为13%。因此5600多亿美元的外资存量实际上是被夸大了。

  当年吸收外商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是衡量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的第二项重要指标。1994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曾达到17.08%,此后呈现下降的趋势,2003年这一比重为7.95%,而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7.5%。

  衡量一个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多少,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联合国贸发会议从《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开始引入各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即一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与其GDP占全球GDP比重的比率。在14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排名中,我国的业绩指数值1988-1999年为0.9,名列第61位; 2003年为3.8。但同期英国为9.5%、德国为10.1%,远高于我国。我国人均吸收外商投资只有41美元,发达国家人均534美元,世界人均107美元。

  所以,尽管近年来,我国每年吸收外商投资的绝对量规模很大,但按相对指标来看,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业绩并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按照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我国今后市场开放将不断扩大,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将不断加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向海外投资的规模只会进一步增长,而不会下降。因此,中国并不存在利用外资过度的问题。

  二、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目前国内重大技术装备一半需要进口。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吸收高质量外资和支持国内产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良性互动,我们的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结构才能迅速升级,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得以提高。

  利用外资,吸引外资,并不仅仅是一个资金问题,而是通过吸收外资带来技术、管理等诸多的生产要素。我们要参与世界经济新的分工,与世界经济的产业链相衔接,就必须继续吸收外商来华投资。不是还要不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当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走出谷底,开始稳步增长,世界各国围绕吸引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国出台了几百部有利于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印度、泰国、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和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竞相推出优惠举措。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政策优势并不明显,仅靠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难以在吸收外资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当前国内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短缺,在没有相对稳定、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继续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争夺外资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给外商投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

  三、利用外资的环境不容乐观

  (一)国际引资竞争加剧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复苏反弹,呈止跌回升之势。尽管全球跨国投资呈现出恢复性增长,但各国都为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本而展开竞争。2004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拉美地区出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增长且增幅高达37%。2005年,国际引资竞争将更为激烈。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机构预测,2004~2005年间,亚洲和中东欧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地区。2004年,中东欧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而2005年这一地区的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加;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外国投资的热点地区;邻国越南正研究制订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的相关政策,以便更有效地吸收外资;刚刚遭遇海啸的受灾国为重建家园,无疑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2005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加息周期,这使国际资金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可能性增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近年来连续推出减税法案,2004年12月通过的《本土投资法》规定,美国公司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时可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据摩根大通测算,这将为美国带来超过4000亿美元的回流,其中就包括中国境内的外资。

  当前国内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片面追求数量,引资恶性竞争,不计成本招商,优惠政策过滥。有的地区引进的外资项目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都不符合国家的政策,必须予以制止和纠正,才能保证利用外资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受科学发展观和资源环境条件等因素制约,利用外资规模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针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国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2005年,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引进外资方面,受资源环境制约,国家将强化对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投资项目进一步加以控制,过去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的盲目引资将受到限制,过度的、不合理的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有所减少;前期一些过热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在短期内出现过剩、投资回报率趋于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短期内煤电油运紧张局势难以缓解,增大了外商投资的成本,影响外资企业出口履约能力;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与投资领域的放宽,对外资形成一定的竞争与替代。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外商对华投资的增速将受到影响。

  (三)原来有效的政策,由于加入WTO不可能再继续实行了,而现在还没有提出新的替代政策

  加入WTO三年以来,国务院近30个部门,根据WTO有关规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清理和修订了近3000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其中废止800多件,涉及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各方面,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到我国在招商引资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如中国对外资实行的优惠制度,特别是税收优惠制度;土地使用优惠等,这些优惠措施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承担投资领域方面的国民待遇已经成为一项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中国为此目的已经开始有步骤地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步向国民待遇。但与此相配套的制度、法律、法规的制定还需要有一个逐步完善和构建的过程。如企业所得税还存在内外资的差别,审批制度还存在着审批程序繁琐、审批时间过长以及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督相脱节等问题;除此之外,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享受的再投资退税、进出口经营权、贷款优先、土地使用费优惠等优惠待遇和内资企业享受的出口退税、水电、运输优先安排,物资优先供应及其价格优惠等优惠待遇都将面临着逐步趋于统一的问题等等。在制度尚未建构、完善之前,这都将会对外资的进入产生影响。

  四、中国利用外资及政策应转向

  (一)外资经济的成长方向

  1、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成长

  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70%以上仍然进入工业领域,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还不会根本改变。但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要素利用率高的新型经济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引导外资经济走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前列、成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方向的榜样力量。为此应当设立一种评价指标体系,如资源耗费指标、环境污染指标、工业效率指标等,利用它加强各种监督,以利于提高外资经济的现代化水平。但在实践上,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如爱尔兰、印度发展软件产业就是很好的案例。

  2、促进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比重的提高

  目前,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还有很大潜力,理由是流入中国服务业的外资比重还比较低,增长有空间。一些领域外资进入与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如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的开放还有一个过程。但某些行政垄断领域的开放并非像金融领域那样敏感,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商务咨询业、医疗服务、物流、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和燃气、电源生产等,这些领域外资流入少,主要仍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障碍。因此,为了扩大这些领域的外资流入,仍然要从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入手。

  (二)完善体制政策环境

  1、完善产业准入政策

  通过制定不同行业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批工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均按新的准入标准予以审批。已批项目也要按新的标准要求提出达标的时间表,并对此承诺负有经济责任。内资企业也要按国民待遇的要求逐步与外资企业的标准接轨。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公开透明,受到全社会监督;各地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质量差异,也要受到全社会监督。

  2、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应体现新的政策目标

  目前,凡有外商投资项目均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今后应该改变。作为全国的统一政策,应当只奖励那些在实现行业评价指标体系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树立其新型工业化企业的榜样。

  3、继续扩大开放,打破一些服务行业的行政垄断

  一些服务行业是外资进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商务服务、物流、信息服务业等,这些领域有的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已有承诺,要继续按原定时间表逐步开放,吸引外资进入。其他一些服务领域,如教育(包括技术职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则需要打破行政垄断,通过深化改革,引进多元投资主体,促进发展,这都是吸引外资的增长点。

  作者:韩彩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商务部研究院 《中国外资》2006年第6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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