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西部地区如何走出高增长低发展的陷阱

　　自2000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了已近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表明，西部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高增长、低发展”的一个活生生案例：西部经济虽然强劲增长，可东西部差距却还在不断扩大。

 

　　两组看似矛盾的数据，可以从西部偏向投资推动的经济结构中得到初步解释。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扶持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迄今为止，近年国家在西部累计投资总额已接近1.2亿元；今年5月，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2.10%，高出东部地区24.86%的增长率。

 

　　对照东西部的经济性质结构发现，西部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经济效率较低、就业吸收弹性较低的国有经济推动的。这两方面大大限制了经济增长向居民收入和福利的有效转化率。

 

　　这也使得西部地区积极地追求经济增长，却并未收到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而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政策过度激励西部地区推动增长，而忽视了居民福利。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提高，西部地区利用政策倾斜弥补自身技术等初始禀赋的不足，参与增长竞争，政府更倾向于将增量资源投资于见效快、政绩显著的基本建设投资。

 

　　为了扭转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失衡进一步加剧，应在以下方面进行调节。

 

　　首先，应实施全国视角的地区平衡政策。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是优化中国发展绩效的必要途径。按照地区区位和资源分布，在中国形成东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中部以重工业和种植业为主，而西部以资源开发和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是大势所趋。正是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使得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在工业发达的同时，也是农业强国。中国要实现这种分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放宽人口流动政策。用长期眼光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还应进一步增加，而西部一些不太适合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的地区，人口应该转移出去。与这种全国性的区域政策相连，就不能对西部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要求过高。

 

　　其次，应该加强转移支付力度。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为了争取发达地区省份的支持，我国实行了以税收返还为主要内容的转移支付体系，并沿用至今。这种方式带有严重的累退的性质，税收收入较高的东部省份获得了大部分的转移支出。这种不利于地区平衡的安排必须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