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未富先老 最怕未富先坏

　　冯永锋 媒体人士

　　在中国人口超过13亿，全世界人口超过60亿的时候，中国著名的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先生，最近推波助澜，提出一个似乎很容易得人心的理论：担心中国“未富先老”，所以应当赶紧放宽生育政策，多多生出些能劳动的苦力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在中国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遏制，世界上各类资源持续紧张，因为争夺资源而频繁爆发战争和虐杀之时，胡老师提出的这个“国情报告”，有些让人不敢置信。

　　计划生育怎么可能是老龄化的诱因？确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社会问题纷杂的独生子女时代，又恰逢中国城市化进展迅猛、人民逐步走向富裕之时。中国人自古是最疼爱子女的，一有钱，就要溺爱。溺爱与持续教育让我们更多的子女到了三十岁左右才自立谋生，而按照中国目前的工作政策，他们混到六十岁左右时，除非特别杰出，否则通通都得以退休的形式“下岗”。于是乎有些研究老龄化的人在那惊呼，啊呀呀不得了，能干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光享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身负重任的中年人，正逐步“独生子女化”，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怎么撑得住啊？长此以往，社会早晚要出大问题的。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计划生育为了什么？说到底是为了对资源负责，为了减缓环境压力，为了避免自然界的所有生灵能够不在人类的压迫下存活。随着卫生水平的提高，人类在世界上滞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人口在增长，寿命在延长，消费刺激着生产，欲望增密了频率。而生产，往往伴随着对生态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

　　因此，我一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里有一种高尚的精神，虽然中华民族为此忍受了大量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必须继续忍受下去，因为相比于自然界受到的伤害，人类受到的伤害仍旧是轻的。一条河流被污染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因为污染而生病的人，却可能忘记了，其实河流的身体，河流的生态，也需要我们顺便关心一下。

　　我怕的不是未富先老，更担心的是未富先坏。对人坏，对己坏，对自然界坏。

　　“多生人以养人”的理想，与我们多次批判的“养儿防老”的陋习如出一辙。中国当然要直面老龄化的问题，但放宽生育政策，多生出些“劳工”来，未必是解决此难的正道。我们已经处在“高科技时代”和国界模糊时代，借助工厂化养殖，借助流水线生产，一人可养千万人，机器足以代人工。与其多生人，不如提高人的生产率。

　　如果我们能够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取消有文凭者与无文凭者之间的无形等级，尽力消除官员阶层养尊处优状态，从商人那给农民匀出些红利，改良退休制度，让很多有能力作为的“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想来“老龄化”问题就不会那么紧迫。

　　中国的环境承载力，似乎最多只适合容得下3亿人。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国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将近22%的人口。这种“骄傲”后面隐藏着辛酸和一望而知的压力。中国的土地污染严重，农田功能被随意替换为“高科技

房地产开发区”。可耕地面积不太可能再增长，而人的数量稍不留神就会膨胀。过去，一个人活着，大概“自食其力”，就很高贵了，就足以傲视天地，俯视群雄；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了。然而，今天我们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有越来越多的规则，给“自食其力”套上一个“生态紧箍圈”，你的行为时不时受生态文明的扫描和监控。你得时常扪心自测：你的“自力更生”是不是以伤害生态为代价？如果是，那么你的自食其力得分率，就会大大降低；此后，会有人日夜不休地追着你，一定要你想办法进行“生态补偿”。

　　用这个道理来衡量胡老师的理论，问题会变得更明晰：虽然独生子女政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虽然“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新问题，但是，二者缺乏相关性。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面前；在无数的物种因为人类“栖息地”扩张和消费欲望的膨胀而大幅度灭绝面前；在海洋、土地、山水、树木的健康状况早已今不如昔面前；我们人类应当更加高尚些，想出更克制、隐忍、充满智慧的办法。因为对环境破坏最轻车熟路的是人——在人类已成为灾害的时候，生出更多的人，显然与我们内心善良的愿望相悖。

　　在此，请胡老师深思，也请他的支持者们先克制一下过量消费的冲动，再来讨论我们的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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