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的意义

　　FN记者 吴红军

　　调整，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整，正是人们经过理性思考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调整，需要讲究调整的策略。

　　以长三角地区轻纺业的“造城运动”为例。据不完全统计，长三角地区已建或在建的“轻纺城”项目有十几个，投资总额逾100亿元，占地面积超过5000亩。眼下，这十多个规模宏大的“轻纺城”正在开始新一轮恶性竞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纺织业门槛较低，市场非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的“造城运动”已经凸显了我国纺织业的风险。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沈安京认为，轻纺“造城热”实质上是在相互同构业态、简单比拼规模，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最终将导致市场疲软，场内资本失去活力。因此，“只上规模不行，不完成产业升级，不构筑符合现代交易模式的市场、业态，路只会越走越窄。”

　　而有“世界布市”之称的绍兴“中国轻纺城”推出庞大的升级改造计划，旨在打造新的“国际纺织之都”。作为我国纺织业的“龙头老大”，绍兴“中国轻纺城”有完整的产业支撑和强大的市场支撑，它完全可以举着“亚洲最大的轻纺面料交易市场”的“权杖”前行，但现在，它也不得不开始调整并转型，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和业态创新。目前，集服装、服饰、辅料市场和技术市场、会展中心3项功能于一体，旨在构筑集群化现代专业市场的“‘中国轻纺城’内涵式增长改造”已启动。绍兴“中国轻纺城”的适时转型，对未来轻纺业的发展前景有预示意义。

　　要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增强

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综合性和有效性。这“三个更加”、“一个增强”是今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各种决策的重要取向。宏观要调控，微观要调整，谁不承认调整，谁就不是智者；谁不会调整，谁就不是强者。适者生存，适者发展，适者做强。

　　浙江民企的发展恰能说明这个论断。浙江经济的发展一共有四个阶段：最早浙江的经济模式是百姓经济，“千军万马”以扩大市场经济主体为主要特征形成先发优势，被叫做百姓经济；第二阶段是百工经济，利用了区域的优势形成块状链接，以扩大第二产业比重为特征，复制式的块状型，形成规模优势；第三阶段是百川经济，以扩大融资通道形成跨区域联合的海纳百川的态势；第四阶段就是百强经济，是以扩大

知识产权为主的质量型、持续型、带动型的经济。虽然他们还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完全符合规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平台上的百强，但他们走过的这四个阶段是其不断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结果。许多企业过去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硬碰硬，跟人家拼成本，现在这些企业调整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子，用人家十分之一的成本，加上人家十年内不可能拥有的知识产权，来获得高于人家十倍的利润。这就是调整的作用。

　　实际上，哪怕是被迫进行的调整，往往也具有实质上的积极意义。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国调整了现有的法律。2000多部法规及难以计数的政策性文件的废止和调整，意味着我国各方面的利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府率先调整了自身职能，这对中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从现代行政理论来说，这种调整只能说是好事。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法律调整和政府职能的调整，对于我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来说其实具有积极的作用。

　　面对一次次的调整，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生活的一种常态。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先要调整的是自身的心态与目标；大学则要调整教学的内容与模式；而政府要调整的就是宏观的就业政策与微观的就业指导。有个比喻说得好，“再好的汽车，到笔直的

高速公路上去行驶，驾驶员的方向盘始终要调，始终要微微地调”，这就是我们的生存和行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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