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打破垄断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嘉宾：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袁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减薪是垄断行业收入

　　分配改革的信号吗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电力行业率先调整分配收入，是否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

　　杨宜勇：电力减薪还谈不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打破垄断，形成平均利润率、平均工资率。因为电力行业工资可以调低，也随时可以调高，因此不能称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

　　袁钢明：可以说是一个信号。电力减薪怎么说都是一种突破。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落实下来，能够延伸到其他垄断高收入部门，甚至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同时也说明公众的力量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政府也是朝着公众意见的方面努力，确实比不做要好得多。

　　宁向东：我不认为是。最近媒体的讨论把一个具体的事情符号化了，减薪也好、收入分配也好，最后一定是要有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否则，就不会回复到一个公正的市场价格。

　　《中国经济周刊》：电力减薪是由于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引起的么？

　　杨宜勇：这个问题和人们的关注没有直接的关系，是电力企业自己受到了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否能够长期存在，是一时的，还是一个过场，需要时间证明。长期以来，电力等行业工资高的情况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也与之共存。电力减薪最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一个持续的压力，同时要加强监管，使工资、利润和亏损等信息透明化。

　　《中国经济周刊》：通过降薪，真的能够控制垄断行业职工的高额收入吗？

　　袁钢明：降薪控制不了垄断行业职工的高额收入。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只要垄断不打破，收益在他手上，你用什么方法也控制不住。所以，根本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还是解决垄断上。

　　宁向东：垄断性行业减薪的问题，首先必须要建立一套机制，通过一种制度的约束，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者相互之间的讨价机制，来最后达成一致。这种利益集团包括广大民众、利益集团，包括政府的一些部门和企业，比如，举行听政会，让公众表达意愿。其次，应该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上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问题，然后在更深的、更细节的层面上去解决这个收入不均的问题。

　　抑制垄断行业“福利腐败”

　　靠立法也要靠公众监督

　　《中国经济周刊》：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从体制和制度层面如何解决？

　　杨宜勇：根本的办法是要打破垄断。现在要走出一个误区：企业不一定要做大做强，大的时候也需要做小，因为太大了就容易形成垄断；比如说微软做大了，就让他拆分，有些业务就不允许他捆绑。因此，在垄断行业要引进多个竞争主体，股权要多元化，尽量实现充分竞争，由市场来决定。

　　袁钢明：在目前垄断未打破，不能完全用市场的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公众和专家监督的办法，制约垄断行业福利腐败。任何国家对自然垄断的行业，对收入分配、对公众的价格和利润上，都会给予公共的监督，我们国家现在对水电价格、打车费、火车票提价等也采取了听政制度。而且公众的意见要真正代表国家的意见，这样才能够平衡效益、产业发展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

　　宁向东：垄断行业其实坏掉的是文化。垄断行业中有不少都没有服务意识，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那实际上依然不是服务。目前我们整个民族缺乏的就是这种公共意识和服务意识。这一点只要跟国外的公司比一比，就知道差别有多明显。

　　《中国经济周刊》：《反垄断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被公众寄予了热切的期望。反垄断立法是否能抑制垄断行业福利腐败？

　　杨宜勇：《反垄断法》即便出台，也要看出台的效果，有一些法律比如《劳动法》出台了十几年但是效果并不好，反而把法律的严肃性给伤害了。所以看一部法律制定得好不好，力度够不够，并不是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现实的问题，要经得起现实的考验。

　　袁钢明：反垄断立法在抑制垄断行业福利腐败非常有作用，至少在认识上、理论上可以产生扭转性变化：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再这样做，就是错的。现在有法可依，总比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去反垄断好很多。

　　宁向东：靠《反垄断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难通过一个法律去限制一个企业内部的工资总额或工资分配。要进行管制还是要出台相关条例。航空可以有航空管制条例，电力有电力管制条例。另外国资委有管薪酬的，可以出台限制一把手薪酬到底是多少钱，如果把一把手管住了，基本上属下人员的工资都不敢往上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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