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文含量 告别唯GDP发展

　　方舟评论

　　□魏英杰

　　8月4日，全国第一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效益的统计数据在深圳正式推出。有别于以GDP为核心的传统统计方法，这份被称为“效益深圳”的指标体系显示：上半年“效益深圳”综合指数108.18%，同比上升3.3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首次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深圳在抛弃唯GDP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征途上，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而在这条路上，深圳并不是孤独的先行者。

　　8月2日，浙江省出台26条党政干部综合考核办法，其中不再出现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和招商引资指标。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再联系到浙江省已连续24个月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低于全国水平的态势，可以看到，一场以经济转型为重心的新变革在部分经济先发地区已进入实操阶段。

　　这场新变革，一方面与近年来国家

　　在宏观层面，当前经济增长过热的趋势愈加明显。投资过热硬币的另一面，是以“高消耗、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挥之不去。于地方层面，不仅粗放型经济增长犹如梦魇，资源瓶颈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挡路虎；而且片面追求GDP不加区别的招商引资型经济，也越来越陷入道德困境之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爆出“劳工门”事件，引起公众广泛质疑。该企业年产值高达2000多亿，对GDP贡献不可谓不大，但企业工人薪水却十分微薄，而且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其财税贡献微乎其微。这一类型的企业，除了为GDP“锦上添花”，很难说对个人福利和地方发展有什么巨大贡献。该企业工厂所在地之一的深圳官员也感叹，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不难看到，抛弃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体系，遏制地方资本盲目扩张的冲动，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进而言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关系到“

　　必须指出的是，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固然是当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地方利益与官员政绩双重诉求下，惟GDP论仍具有强大惯性，要让其退出历史舞台，还将遭遇不小的阻力。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从去年底开始，多方位阻击投资过热行为，至今有些地方依然不见降温迹象，由此可见，真正告别“唯GDP”，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发凸显了深圳、浙江等地的非凡决断。更值得赞许的是，“效益深圳”的指标体系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的发展等方面，设立21个考核指标，最后以综合指数的形式对经济运行质量进行评价。在这一套评价体系里，我们见到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而不再是冷冰冰的统计数据。

　　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指数(HDI)不无契合之处。HDI主要有三大要素指标：健康长寿的生命，用出生时期望寿命来表示；知识，用成人识字率及大中小学综合入学率来表示；体面的生活水平，用人均GDP来表示。

　　题中应有之义，经济的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体现为个人福利的增长，如此才是货真价实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正如HDI所表述的，无外乎是拥有健康的生命，接受必要的教育，可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更是政府的责任所在。

　　经济学研究早就指出，GDP的首要用途仅仅是衡量一个经济中发生的生产价值的尺度，并不能够用来衡量国民的总体福利水平———除非进行多方面的调整；更无从体现个体的福利状况。很简单，假设GDP平均分配到每个国民头上可以达到1000美元，但这1000美元并不能体现国民的平均福利水平。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可能，比如10%的人创造了其中90%的GDP，这就意味着其他90%的人的收入远远低于1000美元。

　　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和“唯GDP”作一个告别，更必须在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以及官员考核体系里，增加人文发展指标，将“人的发展”与官员激励机制绑定在一起。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引用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树林中的两条道路在我们面前分开／我选择了一条鲜为人行的道路／这使我的一切从此与众不同。”以此说明经济体制转型中存在着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截然不同的后果。

　　这一句话，用来形容当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从唯GDP论到更多注重经济发展的人文含量———的重要性，同样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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