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莘：地方政府GDP注水折射我国统计体制缺失

　　现行的统计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国家统计局对地方统计局有业务领导，但人事、财政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结果地方统计局难免不受地方政府影响，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干预统计数据的可能

　　法治观察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莘

　　8月7日晚，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31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如果按照这31个省份所公布的GDP计算，我国上半年的GDP增幅为12%，并非国家统计局宣布的10.9%。一方是10.9%，另一方是12%，这两个数据之间，竟然整整相差了8048亿的生产总值。

　　尽管这其中的数据差异确实让人吃惊，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统计的GDP数据与地方政府统计数据的汇总之间有差距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从2000年到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分别高出1.7，2.0，2.6和2.8个百分点；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然高出3.9个百分点，造成的GDP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相当于我国西部地区十一省一市的GDP总量；2005年，数据差略有下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统计部门公布的GDP数值的汇总，是196015.97亿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182321亿元，两个数字相差13694.97亿元。

　　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是科学决策和社会经济管理的基石。统计数据不真实、不准确，不仅对于决策和管理毫无意义、价值，而且由于数据信息的误导，还会给国家宏观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统计数据的不同，部分原因是技术上的，据专家介绍，本应按照法人所在地统计，但由于法人企业下属机构甚多，各省存在重复统计现象；再如对于贸易应当按照产业活动原则进行统计，多数地方统计时都宁愿将贸易算作本地区的GDP数字，这也造成了贸易的计算叠加等。

　　但中央与地方统计数据的不同，更大程度上还是由现行的统计体制原因造成的。我们不难发现，由于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必然难免会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而且，现行的统计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国家统计局对地方统计局有业务领导，但人事、财政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结果地方统计局难免不受地方政府影响，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干预统计数据的可能。

　　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早就提出了统计工作“不进假数”的目标，并提出国家统计局的长远目标是下算一级，将省一级的GDP统计起来，彻底消除省级地方政府对统计数字的影响。近日，国家统计局正在酝酿选择几个试点城市，由国家统计局代替地方直接进行关键经济运行数据的核算，并形成统计结果。其实，这种权限“上”提的思路是近年来我们行政改革的惯常思路之一，即许多问题的解决似乎都指望着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依赖中央政府或中央部门的正确作为。但是把所有行政管理权限都“上”提或集中到中央，是不是就能解决主要问题？

　　地方政府领导在数字上掺假、注水是一种现象，在这现象背后有地方政府领导追逐政绩的“症结”。但是，如果单纯地说追求政绩，似乎无法表明问题之所在，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说法一样，一方领导追求政绩又有何错？可见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领导追逐的政绩是谁认为的政绩？是“上头”认可的政绩，还是广大群众认可的政绩，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我想到两点：第一，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向上看、追求政绩的问题，需要我们建立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干部体制。惟其如此，才铲除了“数字出官”的基础，地方政府领导才不再会对数字“注水”感兴趣；第二，还是应当按照宪法规定，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弄虚作假追求政绩、地方保护主义应当摒弃，但不能把一切地方利益都当成坏东西，不能什么权限都放在中央手里才放心。某些先进国家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辅助性”原则，也可以为我们所借鉴。辅助性原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简言之，地方政府承担解决地方问题的责任；只有当地方政府需要上级或中央政府支持的时候，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才能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愈是在国家结构的下层，离事实、问题越近，愈具有处理的优先权，政府层级越高，越具有辅助性。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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