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樊纲何苦和吴敬琏过不去

　　民间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处世原则：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人不要逼人太甚。但“京城四少”之一的少壮派主流经济学家樊纲，日前却犯了这条大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认为“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见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们稍一思索就会明白，樊纲此言确实是有所指的。因为就在一个多月以前，正是吴敬琏先生在“长安论坛”发言时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没想到言犹在耳，就被来自同一营垒的后生晚辈用同样斩钉截铁的口气给顶了回去。以吴敬琏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辈分”，这次确实遇到了一个“面子往哪儿搁”的问题。

　　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说法哪个更接近事实我们暂且不论，先看看从各自的判断出发，能够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来。按樊纲的说法，贫富分化显然是和“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有着必然联系的，考虑到中国在这个阶段所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推进“市场化”，这也就是说，樊纲实际上是承认了“市场化”造成了贫富分化，只不过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是“合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如果从吴敬琏先生的判断出发，我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贫富分化和“市场化”无关，需要做的仅仅是反腐败和反垄断。这两位共同的立场是捍卫“市场化”，从是不是有利于达成这一目标的角度来看，吴敬琏先生显然是棋高一着，深谋远虑；而樊纲则有些年少气盛，快人快语，明显嫩了一点。我相信吴敬琏先生在听了樊纲的反驳之后，一定会像《天下无贼》中的黎叔那样感叹：“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为什么说樊纲嫩了一点呢？这是因为，你承认“市场化”造成了贫富分化是容易的，论证其“不可避免”也是容易的，但要继续论证它是“合理”的并要求社会公众接受，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虽然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市场化”的一种不合理的“负外部性”，需要政府和社会通过各种“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加以抑制，而不是放任不管。民众因此要求政府制定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有了合理性；因此要求政府对富人征收比较高的累进税，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也有了合理性，等等。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只要承认了“市场化”会造成贫富分化，“市场化”在公众心中就从此“脱魅”，失去了包医百病的神奇功效。如果有人再出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和其他社会弊病，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就会显得非常“反智”，那些原本不明就里而追随他们的社会公众就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不过，虽然樊纲这个娄子捅得不小，但天地良心，其实他的判断比吴敬琏的判断更接近真相。因为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这就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比如你有了一个煤矿，那你和矿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迅速拉大，这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常识。樊纲的问题在于，他只顾自己逞一时口舌之快，却无意当中把已经被搅浑的水给澄清了，这固然会让吴敬琏先生感到有点难堪，但从长远来看，损害的却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权威和整体利益。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说，樊纲这又何苦呢？

　　郭松民，杂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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