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星：宏观调控要更有预见性

　　□陈明星

　　眼下，经济过热似已毋庸置疑，3年来的第2次宏观调控也已拉开帷幕。

　　近期以来，中央政府频频出手，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先后应声出台：央行宣布再度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举从市场抽走约1500亿元的资金；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外资进入门槛随之抬高。

　　由于政策实施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所以，这些政策的实质效果究竟如何，尚需拭目以待。但鉴于我国以往宏观调控的经验，当前宏观调控尚需更富预见性。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历过三次

宏观调控：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一次，以“治理整顿”收局；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最后又走入

通货紧缩；2004年的第三次宏观调控，虽然成效显著，但因资金链断裂，一些项目搁浅，一些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及至政策面缓和，加之地方政府的怂恿，投资过热死灰复燃。

　　因此，如果亡羊补牢，虽然为时不晚，但后果既已形成，需费时费力方能挽之一二，“调控”也沦为事后补救性措施；同样，如果矫枉过正，刹车过猛，惯性将使经济体元气大伤。所以，预见性成为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所在。

　　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严格地说，宏观调控并不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它除了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外，还包括国家计划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我国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后者更为常见。

　　近年来投资、信贷和外贸顺差的不断增长，呈现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态势。为此进行的一轮轮宏观调控，似乎已让我国经济运行对行政性宏观调控产生了依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依赖也让地方政府得以利用调控手段的行政化，进而左右宏观调控的政策内容、调控手段、工具与时机，从而弱化调控的效应，加剧进一步宏观调控的难度。

　　是做得还不够吗？不！与以往宏观调控不同之处在于，此次面临的背景是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为了将宏观调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管理层在今年一直在运用“边看边喊微调”的手法。从银行存款

准备金率8月15日起上调0.5个百分点，到政府至今尚未出台普遍预期的加息政策，都可以说是这一手法的延续，管理层已不遗余力。

　　这样做就够了吗？答案还是“不”！因为，成熟市场经济更多地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而非“宏观调控”。面对局部过热的国内投资拉动型经济，面对地方政府因投资冲动而对宏观调控的“阳奉阴违”，面对过多的流动性与过低的资本成本，从结构调整到产业政策，从内部整合到承接国际市场……管理层和市场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但是，有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富有预见性的分析，更多地让宏观经济政策担当宏观调控的重任，使宏观调控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相结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唯此，才能摆脱宏观调控的恶性循环和可能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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