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暴露体制根源

　　8月7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我国上半年各省的GDP数据，全国31个省市区的GDP增长率均达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态势并没有赢得普遍的喝彩，简单的数据分析表明，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经济层面尤其是政府治理层面上的隐忧更应引起关注。

　　在经济层面上，各省GDP超预期的高增长强化了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在当前宏观经济走势的讨论中，主张经济过热的呼声渐成压倒之势；显然，这些最新公布的宏观数据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近乎定论的有力证据。今年上半年，七成以上省区的GDP增速超过了12%。面对这个数据，相信很少有人能够否认经济过热的事实。

　　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当前为什么没有急于采取加息这类普遍性的紧缩政策是重要的。

　　与宏观经济冷暖这个短期问题相应的，是更为根本而持久的体制问题。纵观中国改革的逻辑，向地方政府下放经济决策权力的同时，按照经济增长绩效考核地方官员是其核心所在。由此塑造的中央-地方关系，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有巨大的积极性去推动经济不时地出现过热，甚至不惜人为地造出GDP繁荣的假象。

　　首先，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有一种“投资饥渴症”，而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强有力的行政调节手段的实施造就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轮回，国民经济在剧烈的波动中损耗甚大。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得到有效的抑制，然而，地方政府却成了推动投资和经济过热的策源地。究其原因，一些地方政府行为背后的GDP竞赛动机是很容易理解的：为了获得骄人的政绩，千方百计地加速经济增长就成了不二法门。因而，当前经济的局部过热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

　　其次，GDP至上的考核体制所造成的过度激励是GDP数据失真的根本原因。按照此次公布的数据计算，上半年全国GDP的增速应该是12%，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10.9%，两相对比，生产总值整整相差了8048亿元。规模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来自何处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来，考虑到中国统计建设的现状，统计数据出现一定的出入是正常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长期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才与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逐步接轨，相关基础统计工作尚未完全跟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在总量和门类上变化极其迅速的经济。可以想象，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持续地发生着“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个熊彼特意义上的革新浪潮。剧烈的经济转轨即便是对最成熟的统计体系，也足以构成严峻的挑战，更使得我国本来就不健全的统计工作更加捉襟见肘。

　　可是，目前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在计算GDP时的方法基本一致，单单技术层面上的原因远不能解释GDP双版本的出现。实际上，地方GDP总和大幅超过全国GDP数据几乎成了惯例。去年，两者之差接近14000亿元，而按照上半年的态势，今年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仅在经济决策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在统计数据的申报上也有极大的话语权。为了在GDP指标上占据相对优势，不少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入了GDP的“注水”行列。其结果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中央政府很难准确考察统计指标的真实性；即便认真起来，也是法不责众。

　　无论是令人担忧的经济过热，还是地方GDP数据的虚高，都与政府治理有很大的关系。正在落实的很多举措，强调了对地方政府实行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并努力增加统计的独立性。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方向。不过，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政府的关系是更为彻底的措施。在考核地方政府的业绩时，更多地参考民意可能是节约中央政府监督成本、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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