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结与市场的惑

　　如果说教育是社会最基础、最重要的部门，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它承载着社会各个方面的期待。教育，与你我都有关。而在这个升学与就业高峰俱来的季节，教育成为又一轮热议的点。

　　焦点的背后，是悲喜交加。

　　在媒体的报道里，有两个镜头印象深刻：一是云南大姚山区的女生普小芹在三年前进入大姚县一中时，200元的学费直到开学当天晚上，父亲将山货全部出手后才凑齐。如今，即将成为重点大学新生的她，又要为更高昂的学费发愁。一向坚强的父亲把“彝族汉子不许流泪”的规定偷偷地给破了。

　　二是，一场又一场招聘会上，人山人海。从四面八方赶来应聘的学生挤到招聘台前，投下一份又一份简历，等待那个录用或者试用的通知。不过，413万，一个巨大的数字，轮到每个人的几率是多少？随后即有“目前一半毕业生尚未落实就业”的报道，而“沿海地区企业用高薪聘请高级技工却乏人可挑”的消息同时见诸媒体。

　　这是市场的尴尬，更是教育的尴尬。

　　症结在哪？在于我们偏离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将市场化原则在教育领域错误应用和无限放大，高校“恶性扩招”，教育质量下滑，学习和实践脱节，形成“本科生高中化，研究生本科化”的局面。教育培养体制出了问题。

　　应该说，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不容置疑。问题是，如果非要把非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来严格划分，认为“谁受益谁交费，受益越大交费越多”，并作为一个准则来硬套的话，这一市场经济的铁律，就可能在教育领域出现被错误放大和应用的倾向。其带来的效应是，教育就会成为赚钱的工具。实际上，初中以上层次的学校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尽管政府承诺用助学金、奖学金等不同形式来帮助贫困学生，问题是，一旦用两个经济变量来冲抵，贫困学生没有一个敢保证能通过学习挣来奖学金，仍要为学费发愁，辍学现象就会随时出现。而且这样的安排也就默认了高收费的合理性，今后势必会愈演愈烈，从而将堵塞更多学生教育上升的通道，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因此失去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教育不公平的阴霾将持续蔓延。

　　此外，教育培养体制也备受诟病，高校扩张带来很多问题已经集中显现。经过多年的改革，全国高校持续扩招，每年要“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按理，这本是一个好事情，大学对于多数学生来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高等教育已成为大众教育，办学规模创造世界纪录，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繁荣的一个标志，应该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应看到，规模不等于

　　市场的反馈是最有说服力的，它不看规模，只看能力。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需要的是能够胜任工作的合适人才。岗位不同，需要人才的专业和层次也不相同。相应地，也就需要有一个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而现实恰恰是，人才的供给过分依赖比较单一的大学培养模式，而且很多“热门”专业，各学校竞相上马，导致市场供应“过剩”且参差不齐，“一岗难求”就变得非常普遍。相反，在沿海地区很多企业高级技工非常紧缺，有的开出年薪20万甚至更高的价格“悬赏”，但仍然难觅“意中人”。

　　要命的是，目前的培养模式，偏偏又更加强化了家长和学生对“小学-中学-大学”路径的依赖，甚至把上大学看作是现代的科举、成功的标志，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对学生和家长的误导，同时也在客观上产生对其它层次职业教育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和歧视。其结果，就是教育与市场间的悖论和怪圈反复循环，贻害社会。

　　而思维的僵化为教育的发展戴上了一副最为沉重的枷锁。与此同时，许多家庭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一切经济能力都投向培养孩子上大学，掏空家底，最后陷入贫困的境地。而投资难见回报，期望逐个落空。由此，让人担忧的是，在目前教育高收费情况下，许多家庭，尤其是中西部的家庭即便是倾其所有，也未必能帮助孩子在非义务教育的学习道路上走得很远。其结果必然是，教育不公平的积弊继续蔓延的同时，加剧形成贫困的代际转移，从而危及社会稳定的基础。

　　对此，我们应该反思，应该调整。一方面要认识到让国民受到良好的教育，提高素质是政府的职责，国民素质越高，社会受益越大。培养人才是为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民族竞争力储备力量，而不应把它仅看作是个体的事情，尤其是，因投入教育而陷入贫困，不应是政府追求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按照个体禀赋的差异，在义务教育之后，进行合理分流，将人才培养的层次拉开，厘清培养目标，把基础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交给不同层次的学校，并且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几所重点大学占据很大部分财政资源”的状况，进而走出一边技工短缺，一边大学生无法落实就业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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