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省长签合同不如能源涨价

　　顾蔚

　　“十一五”规划定下了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标，分到今年的指标是降能4%。但近日数据显示，上半年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0.8%。

　　政府在制定目标方面一直是比较保守的——有把握完成10%的经济总量增长，目标往往定在8%——但就这样，上半年能耗还是大幅超标了，这对主管部门无疑是一件尴尬的事情。

　　压力之下，发改委已经开始把包袱交给地方政府。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近日在香港商会讲话时说，发改委与各省省长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年底完成任务有赏，完成不了受罚。他认为，省长既然和发改委签了合同，就要自己去想办法。

　　深圳市节能协会会长尹德川则持不同意见，他说，中央不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省长能有什么绝招?据这位香港企业家反映，由于用电超负荷，广东省每周要停电一到两天。为了完成指标，珠江三角洲拿港商开刀，把香港投资企业往外省赶。港商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企业数目达到8.2万家，每家平均每年水电煤开支400万元人民币。

　　让

能源价格回归

　　把用电大户赶到其他省份，对控制总量并没有帮助。进行行政压制固然有助于完成短期目标，但如果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甚至还会导致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在数据上弄虚作假。行政之手难以减少中国能耗，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市场调节，让用电大户浪费不起电而不得不开始节能。

　　长期以来，中国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尽量把生产要素的价格压到最低。中国是个能源不足的国家，但继承苏联的发展模式，多年来发展经济一直“避轻就重”，大力发展重工业，一味压低原材料要素价格。

　　政府为了鼓励重

化工业的出口，更曾经为电解铝企业半价供电，用国家宝贵的电力资源，大举发展这一高耗能、附加值不高的产业。随着企业一哄而上，氧化铝进口价格攀升，而电解铝出口的价格却大幅下跌。账面上这些公司是盈利的，但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损失，环境进一步恶化，行业出现全面亏损。

　　北京市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压低能源价格，等于是鼓励使用能源，另一方面又用行政手段限制能源使用，等于是一只手推一只手拉。难怪一些高耗能的企业，比如煤炭、钢铁、水泥和电解铝在经过一轮过剩之后，现在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政府明白，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能源价格，让市场之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又担心水电煤价格高了老百姓会不满。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拉开民用电力价格和工业用电价格的差距来解决这个问题。

　　减少能耗必须放缓投资

　　“耗不耗能，不是发改委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可以拍出来的，也不是地方政府军令状可以决定的，这是过度投资所决定的。”瑞信投资银行的区域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说。

　　泛滥的资金要寻找出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税收，对投资来者不拒。如果不使用经济杠杆，行政命令可能在凶猛的资金洪流面前，只能是螳臂当车。

　　要完成长期节能目标，除了提高能源价格之外，还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实现产业结构从重工业向消费产品转移，或是迫使企业进行能源设备更新。

　　王一鸣指出，中国以

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也是导致制造业过热的因素之一。如果主要税收是财产税、所得税的话，地方政府就会着力改善环境，而不是建工厂，因为烟囱多的地方地价不会高。

　　申银万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认为，节能是一个长期指标，不宜分解成几个短期阶段完成，否则容易逼着下面使用变相手段在数据上造假。温家宝总理曾经说，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东西，该管的却没有管好。如果能够减少政府对国内能源价格的干预，提高高能耗企业的成本，并从市场上吸走过多的流动性以减少过度投资，自然会促使中国能源消耗过高的问题迎刃而解。(作者信箱：Wei.Gu@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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