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国家级智囊第一步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授予47名平均年龄65.5岁的学者学部委员称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30年来最重大改革的标志。8月3日，这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召开会议，向自己评出的学术精英颁发了学部委员的称号。

　　这是学部委员称号时隔29年首次在这个机构中出现。这也意味着中国社科院迈出了成为最高决策层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要一步。

　　智囊团

　　“社科院要拿出独具优势的成果。不要认为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影响做学问。如果能为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那是很大的学问。”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家机构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的大本营。外界似乎已经遗忘，在完成常规科研任务的同时，中国社科院一直扮演着政府智囊的角色。

　　它会经常接受一些中央交办的课题。具体题目大多由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的主要领导指定。这些课题具有时效性、对策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中国社科院办公厅以信息报送的形式，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这是专家们向中央进言的常规渠道。”一位中国社科院的人士说。

　　但是这一点强调得还不够。陈奎元的评价是，对于决策层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仍处于“打短工”的状态。

　　变化始自2003年。新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视察中国社科院时提出，中国社科院要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也正是从那一年起至今，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社科院各研究所的代表人物先后登上了中南海的讲坛，对许多现实问题作过专题演讲。

　　中国社科院作为智囊团的作用，也在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一位学部委员举例说，十一五规划草案拿到社科院征求意见的时候，关于经济成分的表述中并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正是社科院学者的意见上报之后，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对规划草案作出了修改。

　　“社科院的定位本来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新当选的学部委员程恩富说，“正确的定位应该特别强调。”

　　为此，陈奎元还提出，以后社科院学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中央媒体上发表文章，以及为中央领导学习作解说，都要算作科研成果。

　　但是，这一定位的发挥却受制于中国社科院的组织架构。

　　中国社科院长期以来一直沿袭1977年成立时的院所两级管理体制，只是由于研究所、中心的数量扩大(由建院时的14个所发展到35个所、中心)，将全院研究单位划分为六个学科片。“学科片”不是科研单位的规范名称，也不具有指导、协调科研工作的功能，没有机构，没有领导人，每片只有两名学术秘书完成上传下达的工作。

　　中国社科院领导层认为，相对于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定位，现有组织架构业已老化。一场大规模的变革势在必行。

　　一种设想是，中国社科院是否有可能向国际上常见的智囊和咨询机构接轨，将人、财、物、科研等管理向市场靠拢，甚至引进外资或企业投资，逐步向民营化、市场化转变？

　　“这与中国社科院这样由国家直接举办、领导的科研机关身份不符、后患难料。”陈奎元说。

　　最终的改革方案是采取组建学部的办法，将原来的六个学科片，改为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法、国际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五个学部。改“片”为“部”后设立由学部委员担任的正副主任，赋予学部在学术和科研上相应的组织、协调权限。方案在2005年5月19日政治局常委听取社科院报告后获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这一传统定位被大大加强。

　　“中央要求将中国社科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这与‘思想库’、‘智囊团’是完全一致的。”2005年8月11日，陈奎元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汇报会上表示。

　　2005年底，中国社科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人员编制从原马列所的75人增加到200人。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兼任院长，程恩富担任常务副院长。研究的问题将包括“科学发展”和“

　　此次成立学部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称为社科院五大学部之一，程恩富担任学部主任。

　　一个开始

　　学部委员评选只是社科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却吸引了外界几乎所有的注意力。

　　因为这是此称号时隔29年首次在这个机构中出现。中国社科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科学院自1955年起设立学部委员制度，前后共有64名学者获得这项荣誉，其中包括陈寅恪、吕叔湘等学术大师。

　　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去，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家由此无缘参与学部委员的增选。1994年，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社科界再也没有出现过院士这一称号。

　　这是否意味着从这一天起，中国社科院将拥有自己的院士？

　　“院士制度在社科院行不通。”新当选的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张卓元说。他认为，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更加见仁见智，学术评价机制更难建立。即使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设立院士制度以后，尚难以避免学术丑闻的出现，在社科领域建立院士制度，难度更大。

　　负责此次学术委员评选的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解释说，在社会科学界是否设立院士制度一直争议纷纭，未能达成共识，因此社科院不能根据自己一家机构的意见设立院士。此次的学部委员称号只是社科院自己评选的，没有院外学者入选，授予的称号属于学术上的荣誉称号和激励手段，并且与院士制度一样，这一称号也是终身制。

　　社科院的多位院领导在不同场合否认了此次评选学部委员与恢复院士制度有任何关联。但是采用学部委员这一称号，本身就足以引起外界的多种联想。“这只是一个开始。”陈佳贵说。

　　当选的学部委员组成学部大会，产生十一人的学部主席团，担有学科发展规划审议，组织跨学科研究，仲裁重大学术问题等职能。但是这一切仍将在院务会议的领导下，院务会议则是党委会领导下，中国社科院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

　　“中国社科院面临的问题和现在的大学一样。”公共管理学者毛寿龙说。

　　在此次学部委员的评选中，关于人选一直存在争议，一些领域最杰出的学者并未在其中，而名单中出现众多研究所所长的名字也使这份名单备受批评。这一幕与大学中评定学术职称时的场景确有相似。一些社科院研究人员认为，目前看不出学部对于提高学术产出的意义。

　　“这场改革不决定于今天的种种议论，决定于今后的实践。”陈奎元回应批评说。他决心带领这家拥有3200多名研究人员的机构，将社会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完成向最高决策层的思想库和智囊这一角色的转变。

　　要完成改革制定的转型目标，中国社科院的主要竞争者应当是国务院下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以及大学。

　　毛寿龙认为，政府各部门的研究机构充当的角色常常是政府文件的“写作班子”，在研究方面缺乏投入。

　　与大学相比，新当选的学部委员、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认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实力更加雄厚，“相当于三所重点大学的实力”。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科院研究员则认为，与社科院相比，行政级别低一些的各重点大学更少桎梏，利于学术成果产生。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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