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民本经济扩大内需

　　本报特约记者 王影

　　改变官本经济的现状，真正树立“民本经济”意识。扩大内需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需求的关键就在于扩大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让老百姓创业

　　中国经济走出低迷后不到两年，就出现了局部过热、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这尖锐地警示我们，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已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何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切实把握经济现实中影响内需和消费的根本症结，才能对症下药发展经济。为此，本报记者以湖北的经济为例采访了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粱亚莉女士。

　　刷新“九省通衢”地位

    《财经时报》：你认为扩大内需是湖北发展的重要机遇，依据何在？

　　粱亚莉：湖北地处内陆中心，各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省份。从湖北独特的区位优势、畅达的交通、完备的水陆空运输条件等方面来看，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它正在刷新历史上“九省通衢”的地位。过去曾有 “货到汉口活”的说法，因此，湖北完全可以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目前，武汉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位于全国第六。2004年武汉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城镇居民和支配收入高3000多元，充分说明了武汉市场的吸引力。这些特点使湖北特别是武汉具有了一种辐射国内市场的独特优势。

　　如果说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内陆省份的弱项，那么，在发展以面向国内市场为主的内需型经济上，湖北则具有巨大潜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我们在外向型经济上做了很大努力，但经济外向度始终低于全国。截至2005年，全省外贸依存度是12.6%，比全国低51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开放上还有差距；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湖北作为内陆经济大省，在发展模式上始终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体。立足于国内市场，是湖北发展的相对优势和特色，也是湖北发展的主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前积极推动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毫无疑问，对湖北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机遇。

　　《财经时报》：我感觉扩大内需对湖北发展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据我所知，湖北的经济状况与其他的发达地区相比是有差距的，你认为要拉动湖北的消费、扩大内需，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粱亚莉：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很快的，但是，我们的结构矛盾仍然很尖锐，我们的二元结构仍然很突出。我们的城乡差异在扩大，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样同步增长和改善，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

　　一般来说，消费需求的扩张，带动消费品的生产增长；消费品生产的扩张带动投资；投资的增长又带动投资品的生产，这样的过程才是良性的。市场经济第一带动力就是消费。那么，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上去，他的消费收入长期被低收入遏制，这成为了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实际上中央从1997年就提出扩大内需、消费拉动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只看到了投资在猛涨，消费却显得比较迟缓呢？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省份，一个在消费品市场上具有明显优势的省份，为什么在全国内需增长、消费升级的潮流中却显得步履蹒跚？这显然有着深刻的根源。

　　除了各种客观因素以外，体制性、基础性的制约是根本的原因。要想解决根本问题就要改变机制。如果发展不能跟“富民”很好地结合起来，根本的二元结构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大量的人群还在为就业、为基本生活奔波时，内需就会被遏制到极低点。

　　发展以富民为目标

　　《财经时报》：但是像浙江这样的沿海省份似乎跟大多数内陆省份的发展态势不一样，湖北能从浙江模式中借鉴哪些经验呢？

　　粱亚莉：近几年来，我们将湖北与浙江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启示。浙江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被人们称为“四无”省份，基本上无资源、无国家投入、无国有企业、无外资投入。就是这样一个省份，在20多年间，经济总量从全国的12位跃居全国第4位，奇迹般地发展背后显然有着独特的动力和机制。

　　浙江一开始走的就是内生性增长动力为主的道路，尽管地处沿海地区，但到上世纪末，浙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2.3亿元，比湖北仅高3.2亿元，浙江人1998年的外贸依存度是24%左右，比全国还低10个百分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突飞猛进，主要是在进入本世纪后。

　　显然，浙江奇迹般地崛起，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浙江之所以能够实现大大高于湖北和全国水平的持续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它自身快速成长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浙江在充分利用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发展强劲的内在需求。特别是消费能力，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人均规模都在全国首屈一指。

　　2005年，浙江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9456元，高出全国4320元，高出湖北4260元，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第三，甚至超过了特大城市天津。如果全国人均消费额达到浙江的水平，将使全国的消费品市场扩大80%以上。这种投资、消费能力巨大差别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路径。

　　浙江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富民”，而湖北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富民”脱节。浙江人的富裕水平是全国各省份中最高的。近几年来，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都是全国第三，浙江的民间资本的充裕更是超出了任何地区，不仅成为全国投资持续扩张的主要力量，而且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投资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一支生力军。

　　湖北的城镇居民的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则长期水平偏低，增长缓慢，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民间资本的薄弱也造成相当长时间内民间投资的疲软。

　　在如何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发展自己，同时也不断扩张自身需求的问题上，浙江与湖北走出了不同的路子，结果也大相径庭。从根本上讲，这种差别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的必然结果。

　　致力于民本经济

　　《财经时报》；你能否谈一下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粱亚莉：比较差距，从中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浙江的发展机制是“民本经济”。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富民”为根本目标；二是放手让老百姓自己解决自己、转移自己、富裕自己，使千千万万老百姓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老百姓的自主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三是“小河有水大河满”。首先让老百姓富裕，政府财政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

　　在这种机制下，浙江不仅老百姓富裕程度高，地方财政也迅速增长。2005年浙江地方财政收入比2000年增长3.11倍，在沿海发达各省市中位居首位；人均财政收入达到2677.6元，远远超过了广东、江苏、山东等省。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在青海视察时讲了三句话：“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精辟阐述。浙江“民本经济”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它提供了这样最大限度地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实现富民、富省，是发展成果真正成为人民共享的生动实践。

　　《财经时报》：湖北与浙江的根本差距正在于此。

　　粱亚莉：湖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计划体制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发展机制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官本经济”的痕迹。“官本经济”说到底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而不是充分依靠和发动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不是以“富民”为根本目标，让发展和富民充分结合起来。这是湖北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发育迟缓。比如湖北的投资长期高度依赖国家和政府，民间投资难以充分发展。

　　二是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湖北经济发展长期过于依赖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明显滞后，活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础——群众性的创业活力很不充分，民营经济明显短腿，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湖北人均企业数量甚至低于全国、低于周边的湖南等省。这是群众性的创业性活动不充分的表现和结果，更是就业和转移农村劳动力不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也是地方财政实力不强的基本原因。

　　三是旧的经济结构调整艰难。湖北大(主要依靠国有大企业)、散(产业布局分散)、重(产业结构偏重)的格局明显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制约了就业和劳动力转移，一些明显制约发展特别是制约市场主体、制约市场机制的作用、制约群众性创业活动，需要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来克服。

　　湖北人多年来常常为发展不够而反省和困扰，当我们将湖北与浙江进行深入比较后，许多问题就找到了答案：发展机制是决定发展路径和发展效率的根本问题。

　　湖北省近年来坚持“打基础、管长远”的方针，着力以改革为先导，不断加大机制创新力度，努力在改革上走在前面。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机制的不断改善正是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发展“渐入佳境”的根本保证。

　　毫无疑问，在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挑战和考验的时刻，首先要立足于在第一次分配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在“富民”的过程中实现相对公平和协调。在这个基础上，政府针对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进行第二次分配，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道路。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要害在于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要推进这一过程，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自主创业致富。离开了这个根本基础，仅靠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些宏观政策问题，如税制问题，在降低税赋、简化税制上，应当还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政府如何真正把对企业的扶持重点由国有企业更多地转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更重要的是真正跳出官本经济的惯性，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小河有水大河满

　　《财经时报》：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给中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湖北在这个机遇中能够放手让老百姓去创造财富的空间很大。你认为政府要做些什么，湖北人又要做些什么？

　　粱亚莉：过去我们对中部地区问题提得比较尖锐，中部实际上成了政策的洼地，这个对中部的发展不公平，对国家全局的发展也很不利。中国的现代化主要还是要解决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又大量地集中在中部，而中部的劳动力平均占有土地又是最少的，这意味着中部的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所以农村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当中的重点和难点，这个重点和难点凸显在中部。

　　同时中部又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它积累了很多问题和矛盾，在这些矛盾中又包含了许多旧体制带来的惯性问题。集中在中部农村二元结构的矛盾解决不好，那么，全民奔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谈。因此，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大战略，无疑让中部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如何把握这个机遇，我想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到，一是政府要放松条件让老百姓创业，二是有条件的话要给他们进行培训，另外就是要提供一个完善的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对中小企业包括创业型的企业进行扶持，它们要发展最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持。

　　过去我们抓大放小对于国企改革来讲是恰当的，但是作为政府只有一种方针就不正确了。根据湖北的情况，我认为恰好应当放大抓小，大企业在各个方面有垄断优势，需要你去抓什么？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中小企业。

　　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越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如何让它们有更好的创业环境，税收上给予更宽松的政策，特别是在信贷支持上给予更多方便。虽然，金融问题比较复杂，但还是必须往前走，让那些创业的企业在资金上没有后顾之忧，它们才能发展。

　　《财经时报》：转变机制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加上原有的陈规陋习就更难了。

　　粱亚莉：在转变机制方面，湖北可能不像浙江走得那么快，但这不是实质问题。黑格尔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先学会了游泳再下水，只能是下了水再学游泳。”何况我们湖北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只会耕作，湖北有著名的侨乡天门，国内有很多大城市都有一条黄陂街，湖北的黄陂人出去做生意闯天下的意识非常强。湖北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一种创业的文化，有一种深厚积淀，有一种奋斗的意识。

　　即便我们有一些陈规陋习，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改变。当然，政府要正确引导，要改变官本经济的现状，要从官本经济的槽穴中跳出来。真正树立“民本经济”意识，对于浙江的民本经济的特点要加以强化，并进行深刻剖析。

　　我认为，政府转变职能以及改变相应的工作惯性非常重要。举个例子：香港政府的职能就很简单，整个税种就是所得税，税率14%。香港这样的弹丸之地发展得那么好，按香港人的说法，是香港人勤劳，非常善于奋斗，这是对的。但是，善于奋斗也要有奋斗的环境。如果你一奋斗政府就收，你还能奋斗吗？奋斗后面有很多很深刻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借鉴。

　　政府真正做到放活一池水让老百姓不断地富裕起来，政府二次分配财政转移的负担才会越来越轻。我认为，扩大内需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需求的关键就在于扩大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让老百姓创业。第一次分配在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较快地增加收入，到第二次分配时政府要转移支付也好，缩小市民收入差距也好，扶贫也好等就有可能了。

　　二次分配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第一次分配都没有做好，在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负担何其沉重，何其艰难！要充分认识到要让小河先有水，如果大多数小河都有水了，你再去对那些少量的没有水的或者水比较少的灌一点，就走入正常调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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