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和斯诺的不同底牌

　　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其任职后的首度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将完全坚持“强势美元”的政策。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的语气比前任财长斯诺更缓和，他认为，尽管中国应该在汇率上更加灵活，但是，在建立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之前，中国很难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保尔森认为，中国在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上还有很多路要走，然后才能让货币自由浮动。他的判断几乎跟中国央行的立场一致。唯一不同的是，保尔森着重强调了他对华的工作重点是鼓励中国更快地开放金融市场，引入竞争。

　　显然，保尔森与斯诺不同。尽管斯诺一直要求人民币扩大自由浮动空间，但他的底牌是，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即使人民币不进入“钉住一篮子货币体制”，而是一次性升值(保持钉住美元)，相信斯诺也能接受。而保尔森则更看重人民币的

汇率机制和金融改革的互动关系。

　　这体现了产业资本家出身(斯诺式)和金融资本家出身(保尔森式)看待问题方式的不同。斯诺想用

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就业。而保尔森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目前1美元兑人民币7.9752元，这个汇率水平比“7.21”汇改以来又升值了快接近2%，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以更快速度扩大，中国6月贸易顺差较上月增长11.5%，达145亿美元的单月历史最高水平。

　　保尔森认为，美国不应该把解决贸易逆差作为迫不及待的目标，而是应该将扩大金融资本收益作为首要目标，应该让美国的金融机构更方便和更自由地在中国开展业务、获得中国金融机构(例如银行业)的股权和进入牌照，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融资，或者进行利润丰厚的并购(最近的热点是凯雷购徐工股权)，或者是进入坏账处理和破产重组等金融服务领域。总之，用赚得的金融资本收益来抵消进出口贸易赤字。

　　保尔森一直是特里芬悖论的批评者。特里芬悖论是宣告“美元的命运就是疲软”的经济学说，其逻辑很简单：美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20%左右，但它却要给占全球GDP60%的其他经济体提供国际货币，帮助这些国家完成跨国贸易。它在做一件“它所不能承受之重”的事情。当其他经济体拥有美元储备时，根据会计等式，美国肯定存在着收支逆差(美元即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货币型债权)，长期逆差则会让美元疲软。

　　实际上，保尔森赞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的观点，如果美国的金融和产业资本有着强大的利润创新和竞争能力，能带来很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回报(无论是在美国投资的回报还是美国资本在海外投资汇回来的利润回报)，只要美国自有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的美元资本回报(比如中国的美元资本就用来购买回报很低的美国的长期国债)，那么长期看美国的资本项目肯定是正的。而资本项目的正值将主宰美元的真实走向，美元是可以走强的，而经常项目的负值只不过是一个影响美元的从属性因素。

　　可以推想，9月份保尔森访华将不会施加比斯诺更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是会强烈要求中国让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投资机构有更大机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以及有垄断利润的产业资本市场。高盛出身的保尔森知道，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开放市场的利益永远大于汇率波动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是布什右翼经济政策(例如减税、私有化养老账户)的坚定支持者，保尔森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长接近5%的高速，目前GDP季度增长率是2.5%)成果并没有被国民分享。他认为，石油等能源价格的高企、医疗费用的猛增抵消了工资的增长，降低了人们实际的生活水平。他认为，增长的目的是福利的提高。保尔森的增长目的论很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我们的

房地产价格太高抵消了工资增长、我们的医疗价格恶化了健康水平，即使我们在统计数字上达到了“扩大内需，GDP上升”的结果，那么这种“没有分享能力”的高增长是否在价值上劣于“有分享能力”的低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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